导演贝里·维尔还观察到："有阿瑟在场，她就显得很烦恼，我还知道----那时我就说过一次----阿瑟·米勒比我自己对玛丽莲的怒火更大。"这一点几乎令人难以相信。
玛丽莲喝醉的次数越来越多，在她眼中大概只有酒精是能治病的。她甚至觉得应该给那条看起来表情悲伤的狗灌一些苏格兰威士忌，这样就会使它快乐起来。
玛丽莲再次住进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她希望这次治疗能使自己完全康复，至少能消除最近几年肉体上的病痛。
玛丽莲对这一时期做总结道："我34岁了，已经跳了6个月的舞，我从未得到过安宁，早已精疲力尽了。现在我还能干什么呢？"她的医生玛丽安妮·克丽斯把她托付给洛杉矶的同事拉尔夫·格林森，她住在洛杉机的日子里每天都要去拜访他，或给他打电话。当时心理分析医生很时髦，每一个有条件的人都有一位。格林森很喜欢与名人打交道。他不是心理分析学权威，业务不很精通，他没有给玛丽莲带来什么益处。这主要是因为精神分析对于玛丽莲来说，总意味着眨眼之间就把她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最方便的门径，允许她实行不断升级的慢性自杀，允许她麻醉恐惧以及起伏激动的情绪，而在这一学科里，格林森医生比慈善机关还宽宏大量，总是有求必应，玛丽莲要服什么药，他就给什么药。更有甚者，他终于在病人身上做起精神病药物试验，镇静剂成了他的"患者"每日必须的食粮。因此他让玛丽莲的医生海曼·英格伯格毫无限制地开那些药物，而且只要可能，他就直接给她。玛丽莲对他则一味顺从和依附，这是一种与合理的。心理分析完全相反的结果，因为合理的精神分析应该引导病人树立独立意识。他把玛丽莲接到自己家里，再次使她产生了一种欺骗性的归属感，从而更加强化了她的依赖性。
7月中旬《不合时宜的人》的拍摄工作在内华达州的雷诺及其周围地区进行。正是在那里，四年以前阿瑟·米勒梦见了玛丽莲，也是在那里，当他意识到自己对她的责任时，竟因惊恐在电话亭里差点昏厥过去。那时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尽快与玛丽·格雷斯·斯拉特丽离婚。当时他构思出的一个故事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电影剧本，并且像米勒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它与实际生活是如此接近，以致玛丽莲对其中的对话产生错觉并使她大发脾气，因为她觉得这些对话对于她太熟悉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竟被搬上银幕，不会令人感到舒服。罗斯琳像玛丽莲一样，也有一个悲惨的、被伤害的童年，她也像玛丽莲一样地问过："一个人怎样才能拥有一个永不露面的人呢？"说这话的时候，玛丽莲心里想的是她母亲。影片触动了一缕脆弱的神经，使虚构的情节和现实生活混在一起，纠缠不清，这超过了玛丽莲所能忍受的限度。
拍完了第一场戏之后，作为编剧的丈夫就向做女演员的妻子表示祝贺。他乐观地确信："我们肯定还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参加这部影片的工作无论如何都会有助于使她实现自我。"他幸福地沉浸在幻想的愉快中。
玛丽莲又回到日复一日地不能准时到拍摄场工作。已与她分居的米勒也感到无能为力："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或说什么，我还觉察到，她心里正有一场反抗我、反抗她自己或者反抗这项工作的暴风骤雨在发作。她的疑心在与日俱增，这不仅仅是针对我对她的表演成就所作的评价，同时也是针对休斯顿对他的评价。"玛丽莲日益增长的怀疑首先是针对米勒本人，他的书，他对她的态度，她相信她在他的作品里看出了这种态度。据说在一场戏里，她对早已被时代抛在后面的三个牛仔形象表示失望。电影剧本要求玛丽莲发作一次暴怒，对这一情节她很反感，甚至无意中把剧中人与自己等同起来："他们显然是在想，我太愚蠢，不能解释和说明任何东西，因此就不能控制自己，发起火来。这是一种疯狂的大喊大叫的怒气发作。这是米勒给我创造的！据说这是他专为我而写的。他可能一切都是为我而写的，这一回也是这样。如果他这样看我，那我就配不上他了，他与我也不相平等了……一切已无可挽回，我们必须一起生活，如果我们现在就公开分手，对这部影片将会产生很坏的影响。但我不知道，我还能忍耐多久。"米勒对玛丽莲却情意如初，他渴望着夫妇能和睦融洽，期盼着重归于好之日，虽知道她与蒙坦的恋情已随风而逝，但还是回天乏术，难以收拾。有一次他坐在电视机前想放松一下，却意外地在屏幕上看到"两个演员"，他们急于要掌握和控制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两个演员是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肯尼迪，他们在全国公众面前为总统竞选而演出了一场舌战。政治成了娱乐常他发现，肯尼迪的扮相更好一些，他希望这位肯尼迪最终能获得胜利："这大概仅仅是因为我们读过一些同样的书。"他始料不及的是，正是来自节节胜利的肯尼迪家族的两个男人成了他们的后继者，最终酿成了一场政坛和艺坛戏剧性的悲剧。
第四部分第27节：我的旅程结束了
此时米勒仍在为写出剧本新的场景而不懈地努力。他写得很快，只须一夜工夫就能读到新的稿本，但这一切持续的时间不长，到她因流行的"治疗法"更加失去平衡时就停止了。从当时的情况看，玛丽莲心理失衡的原因还不止这一点。休斯顿因诸多恶习而远近闻名：他连续数夜在赌场里混，输了再赢，赢了再输。在不赌博的少数日子里，他白天蒙头大睡，却对玛丽莲表现为出最大限度的轻蔑。因此她服用更多的药片，这些药每两天由获准在洛杉矶开业的江湖骗子医生开出处方，再空运到雷诺来。玛丽莲每天夜里服用300毫克内姆巴妥药片，这得到了格林森的支持。那时候的标准剂量和现在一样都是每周不能超过l00毫克；吃过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就适应了这种药物，于是它也就失去了药效。当剂量超过两克，就会出现严重的甚至可以致死的中毒症状。后来当雷诺的一个青年医生往她的胳膊上注射远远超过规定剂量的安眠药时，米勒赶来了。他想干涉此事，而她大呼小叫地把他从屋子里赶出去。在婚姻惨淡维持着的令人心悸的倒计时声中，米勒神经格外紧张，情感波动难以用语言形容。
这以后还出现了一段令人不快的插曲：制片中心的资金用完了，休斯顿不得不把拍摄工作停下来。这位导演一贯诡计多端，这次他想把停拍的罪责推到玛丽莲身上，就利用了她去洛杉矶治病的机会。如果仅仅是求医，玛丽莲在洛杉机逗留两个礼拜就够了。由于休斯顿串通了为玛丽莲诊治的两位医生，治疗时间被延长了，于是在新闻界眼里玛丽莲就成了使拍摄陷于停顿的替罪羊。
米勒紧跟着她也来到洛杉矶，而且每天都来看望她："我们两个都有意识地不谈我们已经分居这件事。"外景拍摄工作于1960年10月18日结束，一周以后影片将在洛杉矶的拍摄场全部完成。玛丽莲流泪了，她说："我一辈子都在扮演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这就是使我靠近米勒的原因……在我和他成婚时，我心里想的是，有了他我就能摆脱玛丽莲·梦露。我一直都想把一切做得更好，而结果我只不过扮演了我自己的影子。"如果阿瑟·米勒真能改写这段人生的戏剧，那该多好！为了改变玛丽莲的人生历程和艺术道路，他曾创造了另一种戏剧，写出了另外的台词、剧情和人物，促使玛丽莲远离了假朋友，并使那些想借她的光的人被远远抛开。但结局往往与当初的设想有距离，看到结局时又往往使人想起充满美好希望和坚定信心的开端。一场爱情也是这样。看起来似乎什么也妨害不了爱情，甚至生命都妨害不了它。"我们将要结婚，并且开始一种新的真正的生活"，这是他一度曾许诺的。但他们俩都忘了，因为在这种生活之前已经存在另一种生活，那种生活是不容易被割断的，它一直在影响她，并且还将继续影响她。
玛丽莲的生活和命运不是一出普普通通的戏，而是美国的一个悲剧，也许还是十分普遍的悲剧。这部悲剧写的是两个人起初对上帝的权威和无边的法力深信不疑，认为上帝会垂爱于他们，使他们亲密无间，永结同心，到头来却发现互不相通，只好各奔东西。
玛丽莲终于完成了她的第29部影片，这是她演出的最后一部片子，阿瑟曾左右相伴，现在他们就要分道扬鑣了。玛丽莲与斯特拉斯伯格的妻子朵拉一起离去，阿瑟·米勒也钻进了自己的汽车。在一处红绿灯下他们的车子并排停了下来。两个女人目不斜视。他反躬自问，他是否一定要为玛丽莲担心，那些围在她身边的人是否真的对她如此关心，还是他们只想攀龙附凤？
他自安〖屏蔽***〗："看来我有点伤感，也许是她正适合这个世界。"这就是米勒夫妇所憧憬的未来的真正结局。对上帝深信不疑的两个人渐渐发现上帝并没有让他们互相适应而结束。
这段情史终于画上了句号。始终被称为玛丽莲·梦露的米勒夫人终于抛开她喜爱的油炸面点和犹太菜肴，于1961年11月与米勒先生离婚了。
"我的旅程结束了"
宣布离婚后的一个星期，1960年12月，玛丽莲随朵拉回到纽约，就在斯特拉斯伯格家度过了那个圣诞节。
1961年2月，电影《不合时宜的人》上映了，但远没有想像的那么成功，更没有获评为"最佳影片"，即使是玛丽莲·梦露的好友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也向她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这部电影。玛丽莲对此很无奈，也很伤感，只能说："下一次我再好好表演吧。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好演员"。
离婚已使玛丽莲觉得生活对她特别不公，再加上电影惨败，双重打击使玛丽莲·梦露的精神状况陷于崩溃，1961年的圣诞节她又一次自杀未遂，并送入纽约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她被别人像囚犯一样关在一个专门的单间里，说是特护病房。
这间特护病房，房门总是紧锁，并带有防护垫，玛丽莲在里面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她不禁想起自己可怜的母亲就是在精神病并不严重的情况下，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被迫服用大量镇静剂，进而大脑神经过度麻痹受损，最终惨死在精神病院里。她继而又想到自已的曾祖父自杀，而外祖父外祖母死于癫痫，这些事实使得她的情绪完全失控。她绝望地对着门外大喊大叫："把门打开，放我出去，我没有病！"她歇斯底里的呼救被医生认为是间歇性癫狂症的体现，根本没有人理会她。梦露，气得把椅子从玻璃门上摔出去，并装疯卖傻，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站在窗前。就这样抗议了两天两夜也毫无结果，她偷偷写信给斯特拉斯伯格，求他们夫妇把她救出去，但也许是他们根本没有收到信或是根本不想理睬，她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绝望之中，她向她的前夫乔·迪马乔求救。她打电话给他，哭诉了她的痛苦现状。从她语无伦次的叙述中，迪马乔很费劲地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很快，他从佛罗里达赶到纽约，把玛丽莲从精神病院里解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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