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独上西楼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独上西楼(1)-(图)
1983年底的《15周年纪念演唱会》开到了1984年，这场演唱会还破例在大陆得以广播。1984年1月，邓丽君在台北体育馆举办了两场《十亿个掌声》演唱会，演唱会星光熠熠，成为她一次标志性的演出。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将“十亿个掌声“与邓丽君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而她也是唯一一个担当得起这个荣誉的歌手。1月底，邓丽君又巡回演唱于新加坡及吉隆坡。 邓丽君随后又将事业重心转回至日本，并于当年2月推出单曲《偿还》，这首曲子在日本大受欢迎，4月进入日本流行榜前十名，随后一路走高，8月则跃升至第一名，刷新了日本乐坛的纪录。这首曲子还获得“日本有线放送大赏日本唱片大赏”、“日本演歌最受欢迎赏”，以及台湾十大金嗓子奖。而《偿还》这张专辑在1984年的日本销量达到了150万张。 由于《15周年纪念演唱会》在大陆的广播，邓丽君在大陆的影响力渐渐由在地下的口口相传成为了桌面上的话题，有关于邓丽君的种种禁忌也逐渐放开。1985年1月，正在新加坡过生日的邓丽君接到了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这让她感到非常惊讶，电话是由《北京青年报》的一位记者打来的，这位记者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采访邓丽君姑妈的文章，听闻此事之后，两人的对话变得越来越亲切，生于台湾长于台湾的邓丽君虽然没有亲身到过大陆，但毕竟在父母亲的回忆中“耳濡目染”了许多大陆的风情和故事，对于祖国大陆的概况并不陌生，如今真切地听闻到几千里之遥的北京传来的亲切问候和致意，心中的激动自不待言：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听到您的声音和语气，我感到我们之间并不陌生，像是多年的好友，我很惊讶，但又非常高兴能在我生日的时候接到您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1985年2月，邓丽君在日本发行的单曲《爱人》连续14周位居日本广播“点唱流行榜”的榜首，并夺下了年度“日本有线放送大赏”及“全日本有线大赏”双料冠军，唱片全年售出150万张。同年12月，邓丽君在日本nhk大会堂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one and only》，这是一次单场演唱会，黄牛票被炒至三万日元。 邓丽君到了演艺事业的全盛期，1986年，美国的《时代》认为，邓丽君的歌声遍布华人世界，她所擅长的抒情歌曲，优美非常，遂将其列为“世界七大女歌星”，这也是华人歌星的最高称誉。 已获得了无以复加的荣誉，邓丽君的商业演出渐渐偃旗息鼓，而更多地出现在慈善演出之中。譬如1987年纽约 “国际公益金”义演、1988年的金门音乐晚会、1990年的“无线电视”直播之慈善节目、1991年香港“爱心献华东”赈灾筹款演出、1992年巴黎广场纪念活动、1994年的“永远的黄埔”义演。 进入20世纪90年代，邓丽君的歌唱事业实际上处于半退休的状态，她迁居巴黎，在那里结识了保罗，开始了最后一场爱情。也许是沧桑历遍，邓丽君虽努力维系着这场感情，年近40岁却从未想过要和他结婚。从18岁时的林振发到“成龙的朋友”，再到大富豪郭孔丞，邓丽君的情路崎岖。 保罗陪伴邓丽君度过了最后的日子，1995年，邓丽君同男友去往泰国清迈度假疗养。当年5月，她的气喘病复发，抢救不及，在泰国的黄昏中去世，正应了红颜多薄命的老话。 她的遗体被运回台湾，安葬于台北金宝山墓园之“筠园”，葬礼极尽哀荣。纵观邓丽君的一生，“娃娃歌后”、“歌迷小姐”、“世界七大女歌星之一”，以及童年贫寒、半途休学、“假护照风波”、客死他乡诸多种种，在她身上纠结了太多的神话和传奇，她光彩夺目而又耐人寻味，她繁华灿烂却也孤独凄凉，她有开朗的微笑，也有难解的秘密。 p188-189 在夺下“全日本放送大赏”后，邓丽君和作词者荒木丰久及作曲者三木刚举行庆功宴。时间是1984年12月13日，由于有多首歌曲由三木刚掌刀，两人在工作上往来亲密，导致部分媒体发挥想像力，制造了邓与三木刚有恋情的新闻。但这段情感显然是媒体的一厢情愿，邓家人对此不屑一顾。 “君临”日本。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邓丽君去往日本演出的时候越来越少，功名看淡，她已不像刚出道时那么在意鲜花和掌声了。 步入中年的邓丽君，歌迷对于她，已由喜爱而变成了尊敬。 p190-193 在香港巴士站等车时偶照。 资深音乐人何启弘在一篇《我怎能离开邓丽君》的文章中，回忆了当时香港人喜欢邓丽君的背景。 ．．．．．． 我和‖成‖人‖世界之间的联系，借着唱歌的邓丽君，在寻找一种逻辑，慢慢的快要接上线。 《千言万语》的柔情，我好像开始有了感受。 《爱的寂寞》的哀怨，我似乎也听得懂百分之六十了。 而《把爱埋藏在心窝》的委曲求全，也让我提早看到了女人该有的样子。 国中的时候，因为妈妈参加中光嘉义台的某个抽奖活动，赢来了收音机，盯着一大堆的课本和参考书，不甘不愿地逼着自己要完成父母对我的唯一期望。 但是，歌词就是比《出师表》还容易背得滚瓜烂熟，《综艺一百》的流行歌曲排行榜，就是比《化学》课本里的元素表更诱惑我。而总是趁着下课后到上补习班之前的空档，跑到隔着一条巷子的唱片行，去看那些我买不起的唱片。那个戴眼镜的老板，原来是妈妈教会的教友，我们叫他“眼镜仔”。他从不干涉我每天都到店里报到，也不指责我永远只看不买，纵容我在店里大摇大摆地翻阅那些我每一张都想占为己有的唱片。于是，哪一首歌是在哪一张唱片的a面或b面的第几首，哪一首歌的作词、作曲者是谁，反而还比英文单字还来得容易让我倒背如流。可怕的是，这个部分的记忆延续至今，变成了我在朋友之间被赞叹的特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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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广播节目播放的歌曲线索，我到“眼镜仔”的唱片行里去找唱歌的人的样子。 《海韵》的悠扬，我找到了留着一头长发、抿着浅浅笑意的封面； 《风从哪里来》的奔放，我找到了享受唱歌自在、透露着率性神情的封套； 《娜奴娃情歌》的豪迈，我搜索到了一个自然、清新的女生。 在唱片行里，我勾勒出一个到了未来，注定要让我为她倾心的标准类型。她，叫做邓丽君。 嘉义农专，兰潭校区的阳光，晒得五专生的男性激素蠢蠢欲动的。 那个森林科的女孩，和我在吉他社里相识。死党们说，这就叫做初恋。 我和她的事情，给了水利科和森林科两个科系的同学，在校园里谈论的话题。谁追谁，谁爱谁的小道消息，在学校里传得特别快。 记得，当我早晨骑着脚踏车，从山脚下往教室骑去，住校的她抱着课本披着及肩的长发，走在我正前方时。那时，心里突然哼起了《一见钟情》。 青涩的感情，跟着胡茬和喉结，慢条斯理地长了出来。不经意，但非常隆重。 偷来邓丽君的《我要对你说》，当做发芽爱情的主题曲，以为，这首歌就是为我和她特别量身订作的歌曲。我在心里默默地唱着，骄傲地跟自己显示，我这接近长大‖成‖人‖的雄性性征。忘却了那个在班上爱唱歌、和我关系似有似无的班队，选了《美酒加咖啡》在送旧晚会上唱着时，当我尴尬地和她四目相接的刹那间，她那眼里无以名之的情绪，被我置之不理地搁在班上那一群在我背后的窃窃私语中。 毕业。一切结束。 炎热的6月天，我没有心情理会，还需要重修半年体育，才能够拿到毕业证书。初次碰触感情的惶恐，让我的学生生涯草草地结束。没去大礼堂听校长的教训和录音带播出的骊歌。 我躲在家里。正声电台李佳和翁浩然主持的《沙漠之歌》节目，在阴阴的星期天午后三点，播了《你可知道我爱谁》。 我又在邓丽君的歌里，找到了粉饰小男生用情不专的借口。 开始写歌。 开始到唱片公司上班。开始肆无忌惮地用掉赚来的钱。在台湾、东京、大阪、小樽、函馆、新加坡、l·a·、旧金山、上海、北京，疯狂地回头把小时候买不起的黑胶唱片买回来。花了三十多万，弄了一个唱片柜，把我小时候的梦供养起来。 退伍。在宝丽金唱片上班。香港总公司pass了一张邓丽君的《难忘的》精选辑到台湾来，我是执行企划。老板说，照香港寄来的样片做，加个侧条就好了。没有太多的宣传费，只能做一个15秒的电台广告，上一星期一天三档的《美的世界》。 心里，好想跟老板说：“我可不可以挂名？”不是出风头，只因为这是邓丽君的专辑。当时还是个小企划的我，还是没敢提出这个要求，只是有一股浓浓的落寞。心里靠一个奢望在支撑着，只要我不离开宝丽金，总有一天会做得到邓丽君的新专辑的。 那时的邓丽君，早已旅居国外多年，鲜少有新的作品和媒体上的曝光。在唱片公司的立场来说，她已经不是一个卖钱的艺人了，尤其在那个时候，公司里的童安格、城市少女、草蜢正在走红着，大家都忙着讨论草蜢要怎么跟小虎队对打，所以没有人要理这张片子，就这样默默的发行了。 那年的5月8日，邓丽君去世，这张唱片才大卖。 讽刺！ 一时间不管正版、b版或盗版，邓丽君的所有专辑，在全台严重地缺货。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邓丽君的生平，丰功伟业，当然也包括了八卦、绯闻。在我的音响里，却始终repeat在《我怎能离开你》这首歌上，一直唱，一直唱……�� 过了那一年的下半年，邓丽君的风潮，再一次随着中国人的忘性退了下去。无声无息的，只剩下唱片公司重新出版的那几张了无新意的精选辑，和那些歌坛、影坛的大哥大们，上电视说着他们和邓丽君过去的恋情而已。 当我伫立在旺角信和中心地下室的旧唱片行里，看到邓丽君海外版的专辑上，收录了她翻唱其他歌手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恰似你的温柔》《酒醉的探戈》《雪中莲》《风中的早晨》《微风细雨》《爱的箴言》等等歌曲，因为她，把台湾音乐人优秀的创作带出了这个弹丸之地，飞到了全世界。 我在想，我也算是个制作人，那我能为邓丽君做些什么呢？ 搭着东京都地下铁，在神保丁的旧书街，买到了一本日本人在邓丽君逝世一年后，所举办的追悼会的特刊。里面详细的记载了邓丽君出版过的专辑明细，以及单靠着汉字就能明了的介绍。整理之完整、资料之丰富，令人咋舌，我如获至宝。照着里头的记录，我暗自发誓，一定要把她所有的作品收集齐全。从此，我每次到日本，就往旧唱片行里钻。 新宿的tower records，邓丽君那一排洋洋洒洒的cd里，有新一代的涩谷系音乐人为她的歌曲remix，有其他重量级歌手重唱她歌曲的纪念专辑，有她最早期还未大红大紫、难得一见、宇宙唱片时期的歌曲cd，还有日本演唱会、nhk综艺节目dvd，以及柜台上让人索取的邓丽君纪念展览会dm。 我呆立在柜前好久。 心想，为什么这些产品都是印上日文字的？邓丽君明明是中国人的国宝，怎么会变成是日本人在常态性、有规划的纪念她呢？又想起，充斥在台湾唱片行里，那些未经过有心整理、粗制滥造的邓丽君cd，第一次觉得，我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而我们到底又曾经为邓丽君做过了什么？ 我知道，我不应该对这些现象不满。 因为，邓丽君的歌曲，在我们的心中，早就占住了一个最重要的位置，让我们离不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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