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此言一出，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狂妄、固执、刚直、清高、真诚……尽可以各种形容词加诸梁漱溟，但在儿子的心目中，他就是那么一个平易、宽厚甚或脆弱的老父亲。

　　梁漱溟，1893年生，广西桂林人，在北京长大。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山之人，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6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决定聘他为印度哲学课程的特约讲师。

　　192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此书中，梁漱溟“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使他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开始了与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的工作类似的乡村建设运动。1931—1937年，他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山东邹平为实验基地，对当地的政治、风俗习惯、户籍管理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他的革新思想和成功经验，在国内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从二十多岁就吃素，坚持素食七十余年。1988年去世，时年95岁。

　　口述人梁培恕：梁漱溟次子，生于1928年，1948年参加工作，1990年自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离休。

　　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

　　我是1928年出生的，父亲则是1988年去世的，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二十岁，父亲是很少在家的。在当时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说出几个故事来，是比较困难的。

　　而童年记忆深刻的两次“逃难”，父亲都不在场。一次是1932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并且开始南下威胁到河北，住在北京的人也人人自危，纷纷逃难。那年我4岁，哥哥7岁，母亲带我们先去张家口又从那里辗转去大同，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那个时候，父亲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正在进入实质阶段。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三个月，母亲在1935年已经去世，这一次带我们逃难的是堂姐培昭，从山东去青岛。我后来从资料上知道，父亲当时正在南京开会。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他自己，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去重庆，而我和哥哥却要被送到湖南的姑姑那里。到了湖南，我却不肯留下，在我幼小的心里，已经知道湖南和重庆离得很远了。父亲和姑姑商量着怎么安置我们兄弟的时候，我躲在另外一间屋子哭。他们听到哭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就说，我要去四川。

　　这让父亲不忍，于是把我们从湖南带到四川南充的另外一位表姑那里。这次父亲走的时候，却是哥哥在哭了。问他时他才说，今后照顾我的责任，恐怕是落在他的身上了。那一年，哥哥十三岁，我十岁。

　　在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当时把我们带到南充，更多也是因为南充是继山东邹平之后的朋友聚会之处。1940年，“朋友聚会处”从南充迁到重庆，一年后又迁到北碚。

　　差点出家

　　父亲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看佛书，看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他便开始发愿要去出家，想法十分坚决。当时我的祖父还在世，祖母已经过世了。我的伯父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并没有儿子，如果他出家，按照那时的观念便是要绝后了。虽然祖父百般劝阻，但是他也不为所动。

　　后来他对一位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说起这件事，他说自己到老还是保持着出家情怀，如果让他到山上的庙里去住，他会很高兴。然而父亲终于没有出家，为什么呢？他对那个美国学者说：走上这一步，就起了变化。这一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不是到庙里当和尚，而是跟知识分子在一起。父亲所说的这一步是指他到北京大学教书的事情。蔡元培校长请父亲到北大教书的事情人们说得比较多，我也就不说了。

　　“走上了这一步”之后，父亲对于孔子的“仁”有了深刻的体认，他觉得必须遵循和按照孔子的思想去生活。这样，父亲又决定不出家了，“暂留几年，为研究孔子开端”。又过了几年，婚也结了，家也安了，而当时中国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家了。

　　父亲为我介绍对象

　　人的一生是在一代一代的重复中又有变化。我儿子长到三十来岁的时候，差一点通知我：“不要管我恋爱结婚的事。”他虽然没有说，但是这个意思体现在他的缄默中，似乎我只需等着看结果。当初我比他显得谦恭，虽然我的心里也是不要父亲管，但是我采取了主动汇报的方式，跟父亲说了我择偶的标准，并且对他说，虽然时间已到，但是并没有危机感。

　　他听了只是一律点头。有一次我还特地跟他说起我不喜欢让别人介绍，我跟他说，我厌恶去见一个女人的目的是看她能不能和我结婚。即使如约去了，也是心绪恶劣，直到告辞走开才如释重负。他听了还是点头。

　　然后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四舅母的同事。我当时在心里埋怨他“多事”，但是还是决定“圆满地”处理这件事，当然结果还是“不圆满的”。四舅母就表示我应该有话直说，她宁愿我及早回绝，以免给那位同事平添苦恼。我的心思是不伤害我的长辈，而舅母的心思是不伤害同事。显然舅母比我更有理。

　　父亲是听过我的暗示的，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看来他只是首肯我的情趣不流于俗，而忽略了我的暗示。后来他对舅母解释：“培恕有一点变化，现在是外圆内方。”

　　一个人老了

　　大概是在1979年或者是1978年，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老了，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帮助，同时也有些事情需要交代。那时候，父亲已经七十多岁。

　　1979年继母去世之后，我和梁培宽轮流在下班后过去陪他一起住。后来哥哥梁培宽的儿子也过去陪他。他说他当时的生活是凝固了的，“固守着以前的习惯”。过去之后，我们就都放下自己的生活，他是绝对不听西洋音乐的，而这正是我喜欢的，我就只好不听。

　　1984年，父亲因为患肾衰竭进入协和医院，后来他去世，也是因为肾衰竭。在他1988年进入医院之前，我已经看出他不行了，作为儿子，我们只能尽量多陪他走过最后的岁月。但是父亲自己并不清楚，在送他到医院去的时候，他还不去，到了医院还一直嚷嚷回家。但是过了几天，他自己多少也了解了一点自己的病情，就没有坚持回家。

　　为了排出他身体中的毒素，医生给他开了很多泻药。他对于这种治疗方式并不是十分认可，可是他对此有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医生为自己看病是在尽一个医生的责任，他采取的一切措施病人都应该全力配合，如果病人不配合医生，那就会让医生为难。所以他觉得泻药虽然并没有必要吃，可是他还是按照医嘱吃了很多泻药。

　　在这期间我去美国参加一次会议，在大洋彼岸，我接到了哥哥梁培宽的电话，告诉了我父亲的噩耗。回来后我听培宽说，当时他在父亲的身边，父亲让他取纸笔过来。因为也没有什么财产，也就说不上什么遗嘱。当时对于父亲来说，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在他的弥留之际，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

　　后来钦东说他保存也未必保存得好，还不如捐赠给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但是目前还没有考虑好捐赠给哪个机构，所以还保存在我的哥哥梁培宽那里。

　　——据《名人传记》2002年第3期，黄波文。

　　来源：光明日报

.

　　【申明】飞天文学网，笔下文学，许多资源来自网上，供广大同好欣赏学习，并不代表本站观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果侵犯到您的权利，敬请告知。

时间：2010/3/27 10:51:46 点击：3458

本类热门

推荐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