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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却无所附丽--论鲁迅《伤逝》的悲剧意义

作者:雪影冰痕 时间:2007-5-23 20:37:45 点击:1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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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鲁迅《伤逝》的悲剧意义
  
  赵炳鑫
  
  鲁迅小说《伤逝》反映了“五•四”运动和辛亥革 . 命落潮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愿意前进,但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彷徨、挣扎和奋斗。鲁迅寓批判于事实的缕述塑造了子君、涓生这些具有时代气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时,深刻地揭示了《伤逝》悲剧所产生的社会意义。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一部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说,也是鲁迅创作中十分独特的一篇,这不仅表现在艺术上富有特色,且在思想上很有突破,它反映了鲁迅当时思想所达到的高度。
  “五•四”时期,西风东渐。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如一股势不可挡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外来的、传统的、新的、旧的,各种思想、意识、精神、文化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使中国这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屏蔽***〗统治的社会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局面。作为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同时,对传统封建礼教展开了决绝的宣战。而许多进步作家便赋予文学以“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写出了许多揭示封建社会对他们的压迫和打击的作品,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礼教。鲁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冷静地站在现实的土壤上,透过时代的风云,看到了那朦胧中的真实,用他那清醒睿智的目光,审视了社会矛盾深层的原因,写下了《伤逝》这一深刻的社会悲剧。
  
  子君、涓生在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大胆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枷锁,达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目的。他们都是“五•四”这一特殊时代的人物,由于当时社会的诸种复杂因素渗透和作用于他们,因此,他们都是复杂性格的组合体。就子君来说,她并不像易卜生《傀儡家庭》中的主人公娜拉,起初满足于生活在所谓的幸福家庭里,后来发觉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物”,于是为了获得个人解放而弃家出走。她也与祥林嫂、爱姑等女性悲剧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鲁迅笔下,子君是一个具有浓烈时代特色的新型女性。她追求个性解放,为了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她不顾一切非义:家庭的阻挠,世俗的不容,人们的嘲笑、讽刺,义无反顾地奔向她所向往的理想生活。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无疑是向封建礼教挑战的呼喊,子君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否则,作为一个封建家庭的女子,且处于在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当时的中国社会,她便不可能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更不可能不畏世人讥笑蔑视,断然与涓生实现新的结合。”从这点来看,他不像鲁迅小说里的其他女性,她冲破了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她的追求是大胆的,也是可贵的,表现了人的价值和人格的独立,使我们看到了“她以矫健的步伐,神采奕奕地走向现代文学新女性形象的行列,使人感到她比冰心、庐隐等笔下的新女性更加清新而庄美。”但是,我们说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表层。是“五•四”这一特定时期一代初步觉醒的青年,在个性解放思想影响下自我意识觉醒的自觉体现,这是让人欣喜和鼓舞的,然而,作为一个复杂性格组合体的子君,她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又不能摆脱压在自己身上沉重的传统精神负担。这种传统精神负担主要包括,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的礼教秩序和封建伦理道德观,还有她受到的封建教育等。这种传统的精神负担,并不单是伦理道德层的,作为一个新女性,新的时代精神足以摧毁她理性层次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她才不顾家庭阻挠,大胆出入于涓生的会馆。在那连鼻尖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挤成一个小平面的鲇鱼须的老东西的冷眼下,在那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加厚的雪花膏脸的小东西的嫉妒下,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嘲讽下,她视若无睹。“我是我自己,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她乘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思想的时代风云,驰骋于封建礼教的疆场上,如入无人之境。以致使涓生也不得不叹息:“这彻底的思想就在他的脑里,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在道德观上,子君的确是新的、现代的,但是伦理道德层的改变,并不能代替子君人格深层的传统积淀。在子君将自己的全部都托附于涓生时,一半是爱,一半应当说是封建礼教中“三从四德”以及妇女对男子的依附心理。我们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国家,封建的东西无不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不可能轻易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它的顽固性使中国人民反封建的任务注定是艰巨而漫长的。正如鲁迅所慨叹过的:“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又加之在子君身上所受的封建传统教育给她带来的深刻影响,使她在大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同时,又陷入了“我并不是我自己的”悖论之中。“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要求:“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子君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的鼓涌下,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传统采取决绝的反抗态度。个性解放思想要求〖民‖主〗、平等、自由,这里就包括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由于她人格深层的传统积淀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扫除干净,因此,当她以一个战斗者新女性的形象出现时,随即又跌入“丈夫的附庸”的怪圈之中。她沉湎于日常琐事里,她对丈夫百依百顺,温柔体贴,她把爱自己的丈夫,搞好家庭内务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当蜜月已过,涓生已感到“爱情需时时更新”的必要时,她却感到了这种生活的充实和满足。她只需要“永远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在她看来,丈夫就是自己精神上和生活上唯一的依附。她对理想事业几乎不予过问。我们说没有远大的理想,爱情也就失去了附丽。当丈夫开怀洒脱,侃侃而谈有关文学艺术等问题时,而她是那样的稚气而充满由下而上仰视的崇敬。无庸讳言,这种追求和情趣上的差异也为他们的家庭幸福设下了障碍。总之,她把自己陷入了中国封建传统妇女的“天性”事业中。她渴望能够主宰自己的新生活,又把这新生活理解得过于狭隘;她厌恶封建礼教,却又对其认识的肤浅,把自己的从属地位看做天经地义而又不思改变。繁复单调的生活使她在某些时候出现了中国妇女的感情麻木状态。在生活中遇到不快和忧愁,就暗自埋在潜意识里,这时阿随成了感情唯一的寄托者,她先前的勇敢和无畏,似乎又只有在与“官太太的暗斗”中才能体现出来,将自己的喜怒哀乐统统维系于平庸的生活中。她并不象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决然离开丈夫出走,寻找新的出路,而是等待着让生命随着希望一同幻灭。如果我们不能透过这种表层来看子君的潜在心理,就不能更好地理解涓生、子君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就不能更深刻认识表现在子君理性上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造成的女性自我人格的空前失落和缺失,空前的人性自我压抑和性格深层的矛盾冲突。自己依附于涓生,自认为并非封建制度所致,而是爱的原故,一切都好像是那样的不容非议,一切又都是那样的疑惑不解,这就看出她的幼稚、简单、耽于幻想而不切实际。因此,当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她失去了爱情,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生命。因为涓生所宣讲的易卜生、雪莱这些精神领袖,从来没有指导她离开旧家庭以后,哪里还有新的生路,怎么跨出新的一步,所以她只好走回头路,重返旧家庭,从绝望走向了毁灭。子君的悲剧,而且是人生悲剧,因为她的人生就是恋爱、结婚、当妻子、料理家务,总之,是围绕着爱情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而转动。
  涓生是一个有理想的新知识分子,他在道德层面上的封建意识相对铲除的干净。他作为一个卑微的小职员,需要对付的人生社会,方面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因此,他的思想性格比子君实际些,清醒些。开始他虽然是子君的同路人,抱有共同的人生理想,但他不象子君那样虔诚,那样始终坚信不疑。他在和子君未结合之前,他希望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妻子,更希望她和自己志同道合,这种建立在心与心之上的爱情,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婚姻理想做义无反顾的斗争,最终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家庭。然而,对于涓生,他对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家庭生活并不象子君那样作为终极目的,全身心地投入其间。他对自己在人生旅途上所争得的东西并不满意,他还向往另外的生活。除了爱情,他还想到了工作,他不想拽着别人的衣角走路,而是必须自己来奋斗,来开辟新的生路。这种由中国几千年传统封建社会中男子的主体意识,决定了他不同于子君使他能够比较清醒、实际的来对待当时的社会现实,对资产阶级某种信仰和怀疑使他同子君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在失业的打击下,在生活的重压下,他用全身心投入工作,热心追求新的生路,也使他在认识上由原来的幻想而贴近实际——“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同时使他觉悟到:“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在心理上总是不自觉地自上而下地审视子君,他看到子君“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部忘掉了”,显得更为平庸和麻木了,怨子君“什么书也不看”,仅有的一点饭菜,她“先去喂了阿随了”。埋怨子君不能同他共度难关。
  涓生对生活的认识虽然比子君宽广而实际,但他终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不能从心理上充分地体谅子君,而是把社会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错误地归咎于子君,归咎于有一一个家庭,采取个人主义甩包袱的态度,这就注定了他们之间关系破裂的必然性。由于他的催逼,油鸡被杀掉了,子君心爱的阿随也被放走,这虽然与生计的艰难有关,但也表现了涓生对子君的冷淡和寡情。但他对自己的这种自私冷淡毫无自觉,也不理解子君“凄惨的神色”,甚而埋怨子君:“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他还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个性解放”的思潮给予他的影响的深刻程度。
  涓生决心遗弃子君时,他用种种漂亮的言词来欺骗子君:“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你“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这更表明了涓生的虚伪性。从而也揭示了涓生的思想本质,显露了他受易卜生主义影响的幼稚性。胡适所宣传的易卜生主义认为:“全世界都象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自己”。这种救出自我的为我主义,使得涓生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他不是振作起来,团结子君一起奋斗,寻找光明的道路,而是在失业威胁,生计断决之际,遗弃子君,急急忙忙想“救出自己”,企图走个人奋斗的道路以求得生存,表现出他卑怯、自私的内心世界。但是个性解放却不能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存在。至于小说结尾写他与子君离异后陷入痛苦和感情上的折磨,那种真诚的忏悔,说明他的良知并未泯灭,表现在他作为新知识分子的人道精神,另一方面很可能包含一种同样存在的感情补偿心理。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把这种痛苦用悲剧的方式再现出来,使人们看到处于黑夜中探索和地狱中生死搏斗的人类之心,怎样觉醒、挣扎,从而说明《伤逝》对这一悲剧的揭示,在一个更为深远、更为广阔的角度,剖析了中国传统意识对个人的沉重负载。
  涓生和子君的悲剧表明,在“五•四”时期初步觉醒的青年身上所潜伏着的自身弱点。虽然他们对封建传统采取决绝的态度,虽然他们大胆追求个性解放,然而,不难看出,封建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对他们灵魂的啃噬,是他们所不能自觉的。特别是子君,传统封建伦理道德在她的人格深层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要清除这些“旧迹”,无疑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同时,作为个性解放主义的追求者,且不论这种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本身的缺陷,就凭着小知识分子那天真而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要在那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十分强大的社会环境中寻觅思想,追求个人幸福的生活,势必会被严酷的现实撞为齑粉。
  总之,鲁迅对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揭示是极其深刻的,其意义是深远的。虽然鲁迅当时还在“彷徨”,但他能够超越“自我”,站在比主人公更高的位置,来观察问题和抒写自我情怀。通过作品展示当时社会诸种复杂因素是怎样渗透和作用于人物本身,他们又是怎样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酿造了自己的爱情悲剧的,从而揭示悲剧所以发生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启示人们在社会革 . 命中去创造一个新的“自我”。
  


本文编辑:一方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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