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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眼看金庸 名家争议

作者:孙庆东 蒋泥 时间:2010/3/25 11:53:03 点击:3110


第四部分 名家争议第40节 “人”在何处

    怎样解释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怎样在与新文学的比照中为金庸武侠小说定位,是谈论和研究金庸小说者无法绕过的问题。尤其对于金庸小说的肯定、推崇者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个说法。认为金庸武侠小说虽属“旧文学”传统,但仍应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是一种说法(如钱理群);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正因为坚持了“旧文学”传统(或曰“本土文学传统”),所以在文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也是一种说法(如刘再复)。这两种说法虽差异甚大,但都承认了金庸小说与新文学的异质性和对立性,都是在将新文学作为参照的前提下肯定或推崇金庸武侠小说的。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可归入同一类。另一类金庸小说的肯定和推崇者,在这个问题上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即将金庸武侠小说新文学化,否认金庸武侠小说与新文学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宣称金庸武侠小说不但是新文学,而且是最好的新文学,因而在与新文学对立的意义上看待金庸武侠小说,是不合理不合适的。所谓“新武侠小说”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提出来的。   
    “新武侠小说”是相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为代表的武侠狂潮而言的。在一般的表述中,“新武侠小说”不仅指金庸的小说,而是指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代表的20世纪下半叶在港台出现的新一轮武侠小说狂潮。在这个潮流中,知名的写手还有萧逸、温瑞安、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一大批人。如果“新”仅仅是时序上的一种判断,那当然不会引起什么疑问。但“新武侠小说”的肯定和推崇者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却往往是在强调这新一轮的武侠小说的本质之新,借用一对陈旧的概念,即强调它们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旧武侠小说”有了本质的不同,因而不能用看待“旧武侠”的眼光来看待“新武侠”。例如,严家炎先生在《以平常心看待新武侠》(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28日)一文中,在对武侠小说做了一般意义上的肯定,在对过去关于武侠小说的批评来了一番“拨乱反正”后,说:“并不是说武侠小说的意识内容全都健康。由于旧武侠作品产生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带有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之类封建性烙印。也正因为这样,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就很有意义。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在于富有现代人文精神和艺术上的新成就、新创造。”紧接着,严家炎“以金庸为例”,更具体地说明了“新武侠”异于“旧武侠”之处。既然“意识内容”未必“全都健康”的“旧武侠”都被严家炎先生在一般的意义上予以肯定,那大大地“进步”了的“新武侠”就更应该在整体上予以称颂了。所谓“富有现代人文精神和艺术上的新成就、新创造”,是严家炎先生对新一轮的武侠狂潮的总体评价,逻辑上适合于所有的新一轮的武侠小说。在总体肯定“新武侠”的前提下,严家炎先生更加推崇金庸,因为金庸是“新武侠”的典型代表。   
    同样使用“新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来称呼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武侠狂潮,同样为崇拜金庸寻找理由,但有人在策略上却与严家炎先生有所不同。例如,也任职于北京大学的孔庆东博士,在《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载《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一文中对从“旧”到“新”的武侠小说所作的一般性的评析,就让人觉得仅仅“新”,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与严家炎先生对“民国旧武侠”采取总体肯定的态度不同,孔庆东对那时期武侠小说是很鄙薄的,认为“从读者、作者两方面看,其文化品位都是很低的”。至于对“新武侠”,孔庆东有这样的界定:“所谓新武侠,从思想观念到艺术形式都受到新文学影响,抛开传统的章回体,运用现代小说叙事方法,有时甚至在形式上更加奇特,如古龙、温瑞安等人的作品,它们彻底摆脱忠孝节义观念,写现代人性,作者也自视甚高。”然而,孔庆东同时指出,这种“新”,并没有使得“新武侠小说”的总体品位有一个质的飞跃:“尽管新武侠比旧武侠高,但大多数仍是文化品位较低的,其中有大量的诲淫诲盗之作,甚至包括古龙的若干作品。”对古龙、梁羽生,孔庆东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但评价仍不高。“对新武侠小说”总体上的否定,是为了显出金庸的出类拔萃。尽管同属“新武侠小说”,但包括古龙、梁羽生在内的其他所有“新武侠”都还谈不上有很高的“品位”,都还“无超越可言”。而只有金庸,不但“超越”了“旧武侠”,也超越了同时期的“新武侠”:“所以金庸小说超越了武侠小说。超越不等于‘不是’,而是说其精髓已不在武侠,所以,关于武侠小说的泛论是不适用于金庸的。”同样是从“旧武侠”说到“新武侠”,最后才突出金庸,孔庆东的思想与严家炎颇为异趣。严家炎采取的是层层推进的方式,先对“旧武侠”基本肯定,再在这个基础上更加肯定“新武侠”,在对“新武侠”总体肯定的基础上,最后烘托出作为“新武侠”之“杰出”代表的金庸。而孔庆东采取的可谓是层层剥笋的方式,先对“旧武侠”严厉否定,继而对“新武侠”也予以总体的拒绝,最后让金庸一峰独秀。在孔庆东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也是“新”的。但金庸的“新”,不仅指“超越”了“旧武侠”,而且更在于也“超越”了“新武侠”,甚至“超越了武侠小说”本身。   
    尽管不同的“金学家”在对从“旧”到“新”的武侠小说的总体评价上有差异,尽管突出金庸的策略也有所不同,但好在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证明金庸的“突破”和“超越”,都是为了强调不能用看待“旧武侠”的眼光来看待金庸武侠小说,不能用评价一般武侠小说的尺度来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对金庸武侠小说之“新”的认定上,严家炎、孔庆东以及其他一些“金学家”也基本相同。   
    孔庆东在《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里,是这样来概括金庸小说之“新”的:   
    相比之下,金庸集旧、新武侠之大成,融会了还珠楼主的神奇浪漫、宫白羽的世态炎凉、郑证因的诗化武功、王度庐的悲剧侠情及梁羽生的“宏大叙事”,形成自己博大深沉又壮丽多姿的风格。他武打写得好,侠义写得好,但又远远不止这两点,他写情——男女之情、兄弟之情、亲子之情,写历史、写政治、写风俗、写文化,均是上乘。最重要的是写人物,梁羽生、古龙也写,但金庸写得更好,成功的更多,形成了一个整齐的人物家族系列。金庸写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的艺术世界,他把武侠精神提升到了人性普遍意义的高度。   
    下面先对孔庆东的观点做些辨析。   
    所谓写历史、写政治、写风俗、写文化,不过是金庸给故事注入的一点调料,给作品抹上的一层油彩,骨子里是对现存文化的一种“利用”。这一层,在上一章里,我曾援引方爱武《“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载《世界华人文学论‖坛》1999年第1期)一文中的观点予以分析。孔庆东这段话的关键,还是写人性、人情的问题。所谓“写人性”,也是金庸所一再自我标榜的。例如,在《笑傲江湖》后记中,他便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金庸的自我标榜,往往成为对“金学家”的命题作文。金庸标榜说自己要“写人性”,就有许多人热衷于谈论和研究金庸小说的人性描写。对此,方爱武的《“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中也有很精彩的评说:   
    至于一部小说是不是写人性,或者说是不是写了人,并不是说你有个“人”的名头就可以了。写人或写人性,这是一个历史概念。当人对“人”的理解达到一定层次,我们的作品就会出现这一定层次上的“人”,我们便可以说这个作品中有了人。所以古希腊的神是神话时代的人,古罗马的英雄(半神的人)是英雄时代的人,中世纪的骑士是骑士时代的人,到了文艺复兴以后,人又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先是贵族式的,再是道德式的,再是平民式的或称普通人。今天我们看神话时代的人,我们便不说它是人而说是神,我们也把道德式之前的人合称为英雄。当尼采说“上帝死了”,人便成为普通人,英雄也与上帝一道远离人群。武侠小说有的是英雄或侠,人是不见的。这种毫无现实性的创作我们怎么可以把它称为“人”?   
    金庸小说中那些武功或高或低、品性或正或邪的角色,的确不能算作通常意义上的“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人类生存的种种现实性制约对他们都不存在。他们有时像神仙,有时像妖魔。他们是另一类动物,是金庸虚构出来的一群怪物。这样的动物从来不曾真正地存在过,也没有丝毫现实存在的可能性。马俊华在《胡闹里的一片小小花絮》(载《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金庸小说构造了“武林”这样一个简单的生活世界,混迹于这个世界的“人”,“整日正事不干,专门打架斗殴,谈情说爱”,“生活在这样一个虚构的武林世界的侠客们,不是一般的侠客,而是一些有特异功能或身怀绝技的人——他们不仅不需要劳动,不需要日常生活的忙忙碌碌,而且也不需要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比如他们要是困了,随便躺在冰窟里或一根麻绳上就可以呼呼大睡。这样,对他们来说,谋生的忙碌就不存在了,职业和事业也分开了,剩下的形象就很单一了,只能是既潇洒又轻松”。一种“不需要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随便躺在冰窟里或一根麻绳上就可以呼呼大睡”的东西,我们能把他说成是“人”吗?   
    马俊华的《胡闹里的一片小小花絮》,对金庸小说和“金庸热”的本质有很准确深切的揭示。谈到金庸所构设的“武林”中的角色时,文章还写道:“这中间,还得有一些二八少女,长得都是花容月貌。她们整天也是无所事事,不傍大款,不当歌星,偏偏要到荒郊野外地乱窜。奇怪的是,她们整天不上厕所,不洗衣裳,却个个从不蓬头垢面,灰头土脸,时时刻刻都像出水芙蓉似的。她们都得了仰慕英雄的病,一定要找个喜欢伸胳膊、撂腿子的英雄。这样,戏就多了:你爱上人家的,人家不要你;你不爱的,却整天跟在你屁股后面甩也甩不开……为此,就得失眠、痛苦、内疚、嫉妒、误解、绝望……反正爱情里应该有的心情它统统都有,就是恰恰没有过日子的心情……”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所生活的世界。用正常人的理性眼光看去,那是个仙界和魔界相混杂的世界,或者说像是一座精神病院。在那里,没有需要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具有世俗意义上的七情六欲的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并没有“人”,所谓“人性”又何从谈起?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金庸的小说同充斥于银屏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写了许多爱情,也不可能不写许多爱情。而金庸小说里的所谓“人性”,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中的那些莫名其妙的爱情来表现的。马俊华在《胡闹里的一片小小花絮》中说:“武侠小说由于无需在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编〖屏蔽***〗情故事,就拥有一个优势:能把爱情编造得纯情、浪漫、虚幻、炽烈……”无论是写爱情,还是写别的什么,金庸都不受现实可能性的制约,都无须考虑是否真实的诘问,他惟一要考虑的,是读者的口味,对于这样写出的爱情,竟有人推崇不已,并将其作为现实中实有之物一般来分析、研究,总难免让人觉得滑稽。方爱武在《“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中说得好:“他(金庸)是如同玩文化一样,人、爱情、现实性只是系在商品上的彩头而已。”热衷于谈论和研究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者,总喜欢拿《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作例子。方爱武也通过对杨过与小龙女爱情的分析,对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进行了“解构”。方爱武指出,小说中的杨过对小龙女,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一种“信义”。杨过下山初始,偶遇陆无双,便怜爱之意顿生,想“伸过头去,要亲她口唇”,但“顿时想起小龙女来,跟着记起她要自己立过的誓:‘我这一生一世心中只有姑姑一个,若是变心,不用姑姑杀我,我立即杀了自己。’”这样才按捺住了心中的“邪念”。可见维系着杨过对小龙女的忠诚的,不是纯洁的男女之爱,而不过是一种“信义”。不过,金庸这样写,却并非没有理由。对于华人读者来说,这种由“信义”支撑的爱情,或者说,这种由“爱情”包装的信义,比“纯情”或许更具有感人的力量。所谓“儒教文化圈”的人,往往把对山盟海誓的信守,视作男女之情的最高境界。无数人,包括一些有博士、教授头衔的“大雅之士”,都为杨过对“邪念”的克制而感动,却不能意识到“邪念”的产生本身就显出原有爱情的限度,也证明他们的爱情观还是很不“现代”的。关于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问题,下面还有机会谈到,暂且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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