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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话说北京(24)

作者:郭德纲 时间:2010/3/25 7:29:39 点击:3253



《郭德纲话说北京》 琉璃厂和猫蝶图北京话剧(1)

    评书和相声是观众朋友们喜闻乐见的两种形式。评书由一名演员表演,谈古论今,述说历史。相声分很多形式: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两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五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十几个人的是化妆相声,二三十个人的是相声剧,七八百人,那是——听相声的!也没有七八百人一块说相声的,那成相声大合唱了!   
    艺术表演必须得精练,过去有句话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怎么讲呢?评书演员嘴快,戏曲演员腿快。说书的嘴快,一拍醒木“春去冬来”,四个字儿,半年过去了。唱戏的腿快,甭管这地方离这几万里,几个人连台上一转弯,就算到了。   
    京戏里有一出戏《反云南》,一员大将带四个龙套,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唢呐一吹,四个龙套围着台转一圈儿,四人不动了,这大将还问呢:“我军为何不行?”   
    废话!再行掉台底下了。   
    这儿一回禀:“兵至云南。”   
    哎,到了。快不快?可又回来了,就得这么快,不这么快,戏没法唱了,戏真实也不怎么真实,演到这个地方,没法真实。   
    这员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四个龙套一举旗:“哦——”跟台上大将唏噜呼噜都进后台了,到后台把行头一脱,行李卷一打,奔火车站买票,上云南了。这么演真实,可听戏的受得了吗?坐了半天,不见人出来。   
    这位问那位:“老王,这戏还演不演?”   
    “不知道哇!”   
    正纳闷呢,剧场服务员来了,二位一想,问问他:“同志,戏散了吗?”   
    “没散。”   
    “没散,怎么半天不见人啊?”   
    这服务员还给解释哪:“啊,您没听明白吗?兵发云南去者——他们都上云南了!”   
    “啊,真去啦?”   
    “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演员演戏真实。”   
    “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   
    “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要是不想听,就回家睡觉去;要是想听,也好办,跟他们一块上火车站买票,也上云南吧!”   
    嘿!不像话!   
    所以说,戏曲表演、曲艺表演必须有它的虚拟性。但是,有一种艺术形式却强调了它的真实性,这就是话剧。   
    北京的话剧,大约得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沦陷时北京话剧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期。当时话剧还没有形成职业,是靠热爱话剧艺术,并把它当作终身为之奋斗的事来而献身的青年们,满腔热忱地推动着话剧的多次演出,为使北京同胞观赏自己的戏剧而努力。   
    1938年夏天,由蔡方、马进等从事话剧的青年率先在北京成立了业余话剧团体,定名为“北京剧社”,为活跃北京话剧活动奠定了基础。   
    北京剧社于7月23日公演《干吗》,标志着话剧活动的起点。剧社的社员是在校学习的大学生和一般职业青年,都是热爱话剧的年轻人。   
    北京剧社自1938年成立至1945年停止活动的七年间共演出《干吗》、《雷雨》、《日出》、《原野》、《茶花女》、《北京人》等剧目,当时,聚集了许多有志话剧事业的青年,如石挥、马进、杨师香、侯景夫、陈光、舒润华等许多人。除谢世的以外,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许多人仍坚持在戏剧和电影阵地上继续贡献自己晚年的精力。   
    北京剧社成立之后,有的学校也成立了话剧团,如育英剧团、晨钟剧社等等。由于租赁剧场困难,他们主要在学校演出,对社会上没有多大影响。   
    北京剧社的每个剧目都精雕细刻,决不轻率演出,所以公演机会不多,不能满足广大观众愿望,因此,顾嘉思、范映、陈光等酝酿再成立一个业余话剧团体,打破北京剧社孤军奋战的局面。1941年11月16日成立了四一剧社,宗旨主要是“推进话剧运动,谋多次的上演”。剧社成立后在北京饭店首次演出了曹禺的《北京人》。观者如潮,没有座位了,最后的一位观众借来一百多把折叠椅,满足了观众的愿望。   
    1943年,四一剧社与仙宫电影院签订了长期公演话剧的合同,企望由此把业余改变为职业化剧团。天公不作美,第一场演《日出》正赶上大暴雨,剧场停电,仅有的二十多位观众不肯退票,就用蜡烛演出。之后阴云密布半个月,雨下下停停,剧场不愿继续,四一剧社创办小剧院以实现职业化的美好愿望也破灭了。   
    四一剧社是热爱话剧艺术事业的集体,并没有因职业化受挫而气馁。又排练了大批剧目。1944年,为了开展话剧活动,争取自己的存在,决定约请京剧著名演员演话剧,这个设想得到了李世芳、白玉薇、张玉英的赞同。经过商议共演了三个剧目:李世芳饰演话剧《秋海棠》剧中名旦吴钧,白玉薇饰演《云彩霞》中的京剧女伶云彩霞,张玉英饰演《一代女伶》中的红女伶,此外还约请电影名演员王元龙担任导演,于1945年3月公演,场内座无虚席。   
    此外,除了北京剧社,四一剧社相继成立了许多业余话剧社,其中成绩显著的是:甲申剧社、晨钟剧社、古城剧社、艺生剧社、北德剧社、北电剧团等。以1944年为例,全年演出的话剧团体十二个,剧目二十三个,共在剧场演出二百五十场以上,被称为“话剧年”。   
    从1938年北京剧社成立至1945年抗日胜利这七年的时间中,在沦陷区的恶劣环境中,以北京剧社为榜样,所有的业余团体都坚决顶住一切压力,坚决演出名著,形成在政治上不屈,在艺术上严肃的作风,争取了观众,占领了舞台,可说是北京话剧史上光辉的一页。   
    因为当时话剧演出非常火暴,观众无不先睹为快。一些艺人就改行演话剧,为的多挣几个钱,可是就弄得不伦不类。   
    这种演出大都在小书馆小剧场,门口立块牌子,写着剧名,有人在那吆喝:“看话剧,看话剧,五分一位,五分一位。”钱倒不贵,有个老头从这路过,“大爷,看话剧吧,五分一位。”   
    老大爷一想,总听人说话剧,没看过,五分也不贵,看吧,掏五分钱,“里边请——”   
    进门一看,门口有个桌子,后边坐个人,桌子上有个电铃,里边一个个的座,老大爷坐下了。台上正演着呢,一个少爷向一女的求婚:“啊,亲爱的妹妹,我爱你!”   
    “铃——”电铃响,“交钱吧老大爷!”“刚才不给了吗?”“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前后台三十多人,您也不在乎,交钱吧!”“多少钱?”“五分钱。”“给你!又要钱!”   
    接着看,台上那女的说:“哦!亲爱的哥哥,我也爱你!”   
    “铃——”又响了。“交钱吧老大爷!”“怎么又来了!”“前后台三十多口子,你也不在乎这点钱。”“多少钱?”“一毛。”“又涨了!”“快点吧?老大爷!”“真要命,给!别来了!”   
    台上接着演:“啊,妹妹你嫁给我吧!”


《郭德纲话说北京》 琉璃厂和猫蝶图北京话剧(2)

    “铃——”又来了。“老大爷,交钱吧!”“怎么没完了?”“您没看见吗,台上都快结婚了!”“还没结婚我就花两毛了,她要生孩子我得花多少钱?”“快点吧,老大爷。”“给你!”   
    台上那女的说:“不,我不要嫁给你啊!”   
    “铃——”好么,又响了,老大爷站起来了,“受不了啦,一会一按铃啊!这得多少钱哪!我看看哪个小子按铃,非打他不可。”站起来往外走。“老大爷,干吗去?”“不看了!”“交一毛钱!”“不看也交钱?”“这句你也听见了。”“好么!给你!”   
    一掏掏出个两毛来,“找我一毛。”拿一毛钱往外走,“真要命,一会一按铃,不看了,哎,这钱还缺个角儿。不行,我得找他去,一毛钱缺角,花不了。”往回走,“你这钱……”“铃——”“得!这一毛也给你!”心里这气,一边走一边骂,后边过来个骑自行车的,一按铃,“铃——”   
    “大爷,看车!”   
    “追这要来了!”   
    都吓出毛病来了!


《郭德纲话说北京》 关帝庙和白马告状可鸪进京(1)

    旧社会的北京可以说是黑幕重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的人因生活所迫精神颓废而抽上了大烟,寄希望于幻想。最后的下场是家破人亡,倒卧路旁。有的人沉湎酒色,认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当天和尚撞天钟,结果被酒色淘空了身子,抛下妻儿无人照料。更有的人被饥饿挤上偷窃的道路,沦为可耻的阶下囚。做了小偷的人心理压力很重,每天生活在精神紧张之中。据说小偷每年也就春节放几天假。为什么呢?因为过年的时候偷人家,让人家逢年过节想起来就骂,能挨骂一辈子。再一个,过年时候,人们不是拜年就串门,不得下手。所以他们自己也放自己假了。   
    今天,我来说一个笑话,讲的是两个小偷在过年的时候偷东西的事。   
    离着北京永定门外十六里的南苑,有一家财主。老当家的姓锛,叫——锛的木。怎么叫这个名呀?年头太多,传乱了,干脆就叫个鸟名吧!家里有钱,水旱田六百多亩,长短工一百多位。一儿一女。女儿嫁给北京前门外五区‖警‖察‖署长了。儿子十八岁了,名叫“可鸪”。反正都是鸟的名。   
    这一年正月初二,“锛的木”把小“可鸪”叫到跟前。“儿呀,吃完早饭,我给你穿上你娘给你做的蓝缎子新棉袍子,带上礼服呢的帽头,还给你预备了一头驴,一份褥套,行李,搭在驴背上,上你姐夫那拜年去。到那住几天,看看街上走会的,再上戏园子听听便宜戏,过了节再回来,记住了,告诉你姐夫,让他过了破五之后,派俩‖警‖察‖来,帮咱把债催一催!听明白了不?”“听明白了。”   
    爷俩一通忙活,牵驴喂驴,打点褥套……。那么,小可鸪的姐夫是‖警‖察‖署长,干吗住他家还带行李?锛的木想了,住姑爷家,人家一定嫌脏嫌土,住店一天被褥钱得花钱,十几里地,小驴一驮,孩子一拉,怎么也省十块八块的。一边收拾,一边说:“小儿呀,你牵驴上了大道,可别大意。不能光看前哪,三五步在看看驴背上的褥套。就是往前走,缰绳也别撒开,道上贼太多了。再一个,见了你姐姐别忘了磕头拜年,好挣点压岁钱。”“行了,你别管了。”嘱咐完了,小可鸪拉着驴走了。   
    小可鸪真听话,一步一回头,差不多倒背身牵驴啦。就这么着还出事了!   
    从南苑上了大道,走出八里地,到了大红门。路边有个小酒馆儿,卖个小菜酱肉馄饨什么的,也有酒也有茶。小可鸪慢悠悠地背着身子脸冲驴倒着走。小酒馆儿里靠窗户坐着俩人。谁呀?小偷。一个张三,一个李四。正赶上过年,也就是咱刚才说的小偷放假。   
    张三、李四商量好了,打算喝点顺心酒,吃点舒坦饭。索性出了永定门,来到大红门酒铺。俩人刚喝了几口,张三往外一看:“四弟,你看,这小子倒牵驴!”李四说:“看这样准是土财主的儿进城串门,这买卖不捡白不捡。”   
    俩人喝了点酒,打了个赌。张三说:“他一共两大件,一头驴一份褥套。你来哪个?三哥,驴有腿一拉就走,省劲。褥套分量沉,力气活我来。”“兄弟,得了吧,褥套是死物,驴是活物,当然褥套好弄。”“这么着,您来褥套,我弄驴。”“好了,明天东来顺涮羊肉,拿下来的白吃,没拿下的掏钱。”赌是打了,干活还得商量。俩人合计好了,给了酒钱,出门顺小道就绕到小可鸪前边去了。   
    小可鸪倒牵驴正走呢,就听身后哗啦一响,回头一看,离自己前边三四步有五个大铜子,前面还走着个人,一边走一边剥花生吃,看样子喝多了酒,掏花生把钱掉地上的。   
    小可鸪一想:“醉鬼掉钱!不告诉他,等到永定门,我连饭钱也有了。”左手牵缰绳,右手一伸,哈腰捡钱。五个铜子捡完了,后边张三把褥套绳也解开了。小可鸪刚站起身,就看见前边醉鬼又掏花生。心想,盯着点。就听哗啦当啷又掉下六个来,不够小可鸪捡的,一个俩仨四个五个六个……捡完了一回头——褥套没了。   
    小可鸪一咧嘴,哗,眼泪下来了。还不敢问,问谁呀?问头里醉鬼,一提醒,“我还丢十一个大铜子呢!”还得往外吐,更坏了。其实他捡第四个时候,张三扛着褥套就奔道旁进苇塘了。小可鸪这委屈:“俺爹这辈子也没吃过亏,俺他娘十一个大铜子就卖出一套行李去。”越想越难过,抽抽搭搭地哭,垂头丧气拽驴往北走——甭回头,褥套没了!   
    李四掩护张三偷完褥套,自己怎么下手呢?一边想着一边跟着小可鸪往前走。走到永定门护城河边,来机会啦!怎么回事?桥头上“叉车”了。那时不分上下道,车马一多,遇上道窄就叉上了。这回一叉车,正把小可鸪叉当间。前头两辆大车一台地挂子,右边是独轮手推车。后头是四头骆驼一辆驴车。他自己拉着驴出不来进不去。   
    李四一看,嗯,好机会。这时候,张三把褥套送到窝主那儿又回来了。李四一努嘴,张三明白了:“我给你护托。”护托是行话,也就是打掩护的意思。张三把大棉袄脱下来披在身上,这下棉袄变斗篷了。张三一叉腰,棉袄支起来了。这下把碍眼的推小车那位挡住了。李四手底下利索,右手抓缰绳,左手拿小刀——噌!断了。缰绳可断了,但没撒手,怕可鸪觉得绳子轻了,真快,右腕子一反,来个单挽扣,一下就拴在独轮车前沿子上了!前后半分钟,牵着那半截缰绳一打横,拉着驴顺着边上便道走了。   
    小可鸪拉栓在独轮车上的半节儿绳子还给别人支嘴哪!“哎,推双轮的,往左磨一磨……那个车把式,你拽下牲口,往里,你往哪拽!往里拽!真笨!你这马还不如俺这驴听话呢!你看,俺这……驴也没了!”   
    顺缰绳一看,那头在独轮车上拴着呢!“我说,你把俺驴偷走,还让我给你拉小套哇!”“你什么时候把绳子拴在我车上了!再说,就推这点白薯,也雇不起拉小套的!”“那驴呢?”“我哪知道,解下绳子快追驴去!”“驴都没了,还要绳子干吗?”这回进城不用挤了!空手儿嘛!进了永定门一边哭一边走:“缺大德的!上我姐夫那告你们去!让我姐夫拿大皮带打你!”   
    回过头来再说张三李四,把驴送到窝主那儿,俩人一琢磨:刚才打赌,现在平局。李四说:“三哥,这不算,您要是能把他那蓝缎子棉袄弄下来,明儿还是东来顺,我请客。”“兄弟,大冷天扒棉袄我没这能耐认输!你要行,我请客。”“不是吹,我连礼服呢帽头都拿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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