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拷红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3）
五、 学者的责任与学术的使命
中国文化人最不缺少的是智慧，而最缺少的是社会责任，我们的学术因此没有社会使命感。
《红楼梦》不是某一个男人的“自传”，它成为名著是因为它是无数中国失意文人的心灵自传，当我们的文化人、学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红楼梦》时，作者的具体身世与祖坟上墓碑就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了，而是题外闲话了！
中国的文人都有济世补天之志，就像女娲娘娘手中的五色石一样，然而多时运不济，补天不成，遗失于风尘之中，他没有主体性，被一僧一道弃于人世间，演绎一段人生佳话。但这被儒化、功利化、‖情‖色‖化的世态并不适合一颗纯粹的心灵栖居，最终一僧一道将他带回天界，无中生有，有又至无，人生的努力都在佛道掌控之中，只有超度自己才是永远的解脱，“好”不过是浮华世象之假象，“了”才是最终人生的结局。人生的舞台似乎是儒家的，而原创是“神”、是女娲，导演却是一僧一道，一僧一道总在掌控着男女主角的命运，男女主角就像木偶一样，一根线牵在僧道手中，让他们出台，他们就登台，让他们消失，他们就无影无踪！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因此截然异趣于西方悲剧精神。《红楼梦》悲剧是“先天的”、自然形成的，长成了色彩缤纷、美轮美奂的悲剧，或叫“软悲剧”，这种悲剧不撕心裂肺，也没有巨大的震撼力，它是让人悟出其中悲剧意味，阅读《红楼梦》时，人们在其中可以有更多的留恋、游戏，可以在其中寄托情思，品评儿女风情。《红楼梦》因此带有自然的真实性。接受美学认为，是读者创造了名著。《红楼梦》更多的是被点评者，研究者和政治家们做大炒热的！
优秀的名著都具有多面性，人们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面目，也有多层次性，不同的审美眼光看到不同的文学境界！
我认为： 《红楼梦》“一首五面”或者说有五层境界：
第一面孔： 《石头记》，他讲述了中国的精神天空已被儒家文化装饰弥补过了，一个知识分子沦落的灵魂从天上降落到地上。他无法与世俗生活同流合污，他的情感与思想无法完成统一，他的人格是分裂的，现实的生活亦不是他的追求，他是为补天而制成的，不补天毋宁死。这副面孔讲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
第二面孔： 《情僧录》，一僧一道本无情，携石入世却惹情，它讲的是儒、道、释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力。真正的知识分子要么去补儒家的天空，要么在俗世出家超脱，很难在俗世实现思想、情感与现实的统一。
第三面孔： 《风月宝鉴》，它是一面情感之镜，中国男人与女人都可在这里找到情感寄托与自己的情感对象。《红楼梦》的社会影响力的成功源于它是一面风月之镜，许多人天天用它来照自己。
第四面孔： 《红楼梦》，贵族府宅一场梦，这是红学研究者的心灵游戏空间、思想角逐场地。专家们要研究这是谁家的楼，谁人住，各色人等的无数故事，各种梦的象征或梦的对应物，这楼是谁人建成，这梦后又飘向了何方？以及楼的主人后来又葬在何处，等等。甚至有人认为楼里发生过阶级斗争。
第五面孔： 《金陵十二钗》，是宝玉眼中的十二钗，也是读者眼中的金陵十二钗，现在刘心武先生主攻研究这副面孔，从研究秦可卿开始，将秦可卿个案研究升格为“秦学”研究，所谓“秦学”，也就是将成规模、成体系、成独立学科地进行研究，中国文化学术体系中又多了一门学科。如果再往下一步发展，可以研究秦可卿的肢体语言学，可能更有轰动效应。遗憾的是，刘心武研究重点不是艺术人物形象，而是艺术人物的历史身世！这种研究方式运用在研究当代小说者研究刘心武《班主任》中，把重点放在“班主任”是谁的后人这一问题上，这无疑是泛化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研究来说是南辕北辙，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使艺术问题考据化、复杂化、无聊化，这种方式刘心武叫“探佚学”。
遗憾的是，我们学者的研究不关注《石头记》、《情僧录》这两副深刻的面孔，都把时间花在释梦比附上，花在《红楼梦》作者人物考据上，花在风月宝鉴映照之中，花在为十二金钗立学探佚上，学问越做越深，离艺术越来越远，离无聊虚妄却越走越近！现在的红学真正名字应该叫“红外学”！
注解：
① 参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4月版《红楼梦》陈序。
② 《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原载于《艺术评论》2005年10月号。吴祚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
第三部分 拷红闲话红学（1）
沉香
中国的小说开始于唐，那时有说书人话，经过元代的白话文洗礼之后，到了明代，被一群高手接了过去，开始变着花样地玩，四大名著里面占了仨不说，还剩下个《金瓶梅词话》在一旁虎视眈眈，随时等着替补。晚明是个对宋理学全面反思的时代，有李贽这样的“女权主义者”，也有冯梦龙这样的“情教教主”，赶上当权者不是秦始皇，眼前没有大火，脚下也没有大坑，大家都可着劲儿地奚落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刑不上大夫，礼却下了庶人，而知识分子反抗的武器就是编故事，所以才有大量的小说出台，更别说冯梦龙精神旺盛的还要整理民歌。记得汪曾祺曾经说过： “小说是写生活不是讲故事！”这话是掷地有声，但小说如果没有故事情节撑着，一地鸡零狗碎人民群众也是不爱看的，当然像《金瓶梅词话》这样就更加不容易，又讲生活又讲故事，上台领了奖还高票房，所以才叫奇书。
小说到了清朝一片萧瑟，政 . 府不鼓励，民间不提倡，写不好要杀头的。清朝的皇帝觉得汉人真是麻烦，明代留下一群知识分子七嘴八舌唧唧喳喳别提多讨厌，无怪要亡国。程朱理学这么好的玩意儿为什么不拿来用？在思想上全把他们阉割了，看谁还敢跟朕叫板！文字狱整一堆奴才出来，小说搞到后来只剩下《红楼梦》撑场面，好像残花败柳之中突兀伸出一树海棠，抢眼但也稍显怪异。而冯梦龙的男欢女爱，一脉暗香被蒲松龄偷偷接去，到底是不敢张扬，只好借狐狸花妖指东打西；至于《儒林外史》虽说是讽刺小说，也很耐看，但穷酸气是有的，只有《红楼梦》，作书人笔下元气充沛，神韵是来自明代的。
[]《红楼梦》问世的道路很曲折，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知道的人不多，写了书只小范围阅读，都是亲朋好友。写长篇小说是个耗损人心力的事情，写到最后往往是拼体力耐性。没有考证过冯梦龙、罗贯中写小说是何等景象，他们有稿费可拿，书一写出，那边马上活字印刷坊间卖钱，想来下笔如飞，《三言二拍》写两遍也不可能吐血身亡。曹雪芹是精工出细活，又要字字推敲，呕心沥血，一部书磨蹭十年才写了一半，除了会喝酒写字之外，也不见他有别的挣钱本事，潦倒是必然的。乃至于三餐不继，举家食粥，我一直奇怪，这样情况下他还能不失笔下健朗，真乃奇人也。
跟曹雪芹同时代的有个袁枚，此人进士出身，又做官，所以有银两支持自己的小情小调，写过《随园诗话》。那时官场的小资们出这种“诗话”是种风气，无非一些吃喝玩乐的讲究，酒余饭后的赏玩。但《随园诗话》却因了一句话跟红学结缘。袁枚写道： 曹楝亭的儿子叫曹雪芹，他写了一部《红楼梦》，里面提到大观园，应该就是指我的随园了。
这一句话被后世的红学家多次提及，里面提到的曹家信息很被大家考证了一番，最后发现袁枚是顺着嘴胡说，曹楝亭根本不是雪芹的爸爸，而是他爷爷，至于大观园是不是他家随园就更不值得深究，小说里的园子自有它的虚构空间，可大可小，美轮美奂，而袁枚家的那个破园子是满足不了大家的想像力的。
但《随园诗话》却因此成了最早提及《红楼梦》的史料。可笑的是，袁枚本人却完全没有读过《红楼梦》，因为他接着说，《红楼梦》里写了很多〖妓〗女，真是妙啊。这话后来被郭沫若狠狠地讽刺了一下，考虑到《随园诗话》跟我一样只是闲话闲说，今天就不把他揪出来批斗了。
20年代，在胡适还没有出来抗红学大旗之前，红学是索隐派的天下，王梦阮、沈瓶庵有《红楼梦索隐》，蔡元培有《石头记索隐》，这派的武功一言以蔽之，就是“猜谜”。
王梦阮说黛玉是董小宛，因为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蔡元培说薛宝钗是高士奇。因为薛就是雪，而林和靖咏梅曰：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大体上索隐派都是这么个套路，沾边儿就靠，猛一眼看上去属于嘴大无脑，仔细看看，他们其实是乐在其中——写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
我曾买到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刚开篇便定了基调： “《红楼梦》那是政治小说”，蔡元培是有政治抱负的，所以把《红楼梦》也往政治上靠，然后就开始对号入座，用的方法是老派文人最拿手的治经学。事事往孔孟思想上靠，所以才硬说《红楼梦》是反清复明，我看了两眼实在看不下去了，那捕风捉影的本事确实不是白给。这书被我扔在抽屉里好久，今天要写《闲话红学》，只好找出来认真再翻，蔡先生执拗的样子让我边看边乐，想来这么猜谜颇有趣，否则他也不会一写就几万字了。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部小说，跟《红楼梦》似的，费了世人那么多口水。这个要怪罪曹雪芹。因为他明明是写小说讲故事，却不肯有老实的态度，开篇他用了很大的篇幅给自己抬轿子，说自己这部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己扯心扯肺，涕血成书。又有一个叫脂砚斋的跑出来帮闲，也是哭得一塌糊涂，捶胸顿足，扬言谁要不明白微言大义，就是没长眼睛没长脑子没长爱心。闹这么大的动静，谁还敢等闲视之？所以有了索隐一派，想来他们的初衷是好的，都是为了帮曹雪芹做注脚，为死人代言谈何容易，所以两百年来，他们自己的阵营也是四分五裂，统一不了。有“明珠家史说”，有“清世祖出家说”，上面说的王梦阮和蔡元培就是一例，他们各说各的十分过瘾，彼此之间还互相瞧不上眼，其实要划分起来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我以前不喜欢索隐派，觉得他们是妖言惑众，现在慢慢体会到，他们原来是太善良，一下子就上了曹雪芹的当。
第三部分 拷红闲话红学（2）
我小时候看《红楼梦》是跳过这些花招直接去看林黛玉进贾府的，就好像看三言二拍总是要过滤开篇的劝诫，年纪轻，自然不耐烦去看人家讲道理。而人生哲理这类东西，除非自己经历过，否则无法捕风捉影。现在想想，曹雪芹写这些东西只怕也是套路来的，他那时二三十岁，能有多少体会？“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不定也是感他人之慨。我那时候手边有个《三家评本红楼梦》，哪三家记不得了，横批竖批上批下批，挤得密密麻麻，统统不看。后来长大了，决定学大尾巴狼，竟然知道要找脂评本来看，费了很多脑筋整理思路，花了很多钱买影印本，跟着红学大家一路狂奔，反而没了小时候的轻松愉快。所以说，任什么好东西一旦搞成什么“学”，名堂就多起来了，弄的人很辛苦。
后来看见毛 . 泽 东阅读《红楼梦》，那样推崇“好了歌”，还号召大家来品味其中的社会性，知道他也是拿这小说当教材来用了。
《石头记索隐》面世时，正好赶上胡适在提倡科学的研究方法，于是很不幸，蔡元培被胡适拿过来开了刀。其实蔡先生并不把这个当成学问，只是闲着无事猜个谜，但被胡适在学术高度上挤兑了一下，不得以，只好口齿不清地辩解，但抬了一阵子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胡适写了《红楼梦考证》。这篇文字当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那一年是1921年。
胡适说研究《红楼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版本。这后来成为考证派红学的研究方向。后头这派又分裂出一支成曹学，当然这是后话。
针对索隐派，胡适提出了科学的考证，其实是他一贯主张的方〖屏蔽***〗，简言之： 用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潜台词： 不要再猜谜了！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平心而论，还是很粗糙的。那时候甲戌本还没有被发现，甚至脂本都没有被意识到，胡适手里只有程本跟戚本。现在我们都知道戚本是响当当的脂本，但那时胡适却认定戚本晚于程本，因为上头左一条批，右一条批，乱七八糟的，哪有程本干净漂亮，整洁养眼。这种类似挑苹果的褒贬方式听起来很可笑，犯下的错误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我却不忍心指责，因为胡适对红学的功绩在于但开风气，而不是完善光大。反面观之，在当时资料不充分、认识不全面的情况下，胡适给红学指出科学的研究方向，多么难得。
胡适列举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曹家的史料，虽然很不完全，不过整个框架初见端倪。好像门捷列夫开出了元素周期表，后面的人负责按图索骥。
1927年甲戌本这一红学史上最珍贵的版本被发现，后头更多的版本被接二连三地发现，掀起红学一个又一个高潮。这跟胡适提倡版本研究也有关系，这样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海外，80年代俄国人发现了《红楼梦》孤本竟然也知道通知北京，中苏关系都零度以下了，红学家们依然风尘仆仆奔赴列宁格勒，鉴定了列藏本。
胡适应该是第一个重视曹雪芹的人，他很明白地说： 《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虽然关于这个大有商榷之地，可比较蔡先生只管往皇室贵族上牵强附会，眼光不晓得高明多少。清人说： 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所以尽管后人常常诟病胡适做学问的本事，但在见识眼光上，他无疑是领袖般的人物。
胡适写东西，常常有很温和的态度，即使与人争辩时也不失读书人斯文本色。他在表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不急不缓，会把繁杂的东西说得十分条理，同时也给对手留下很大的余地。这不是一般的能耐，态度如此宽容，难怪新文化运动由他来扛旗，像鲁迅那样嗖嗖不停甩匕首的，犀利是犀利，只是谁还敢往他身边儿站。
1923年，也就是在《红楼梦考证》出版两年之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问世，这样考证派红学两大巨头胜利会师，站在一面红旗底下热烈握手。而第三员大将，周汝昌，此刻还是个小朋友，也许正在摇头晃脑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后的。
俞平伯的考证方法跟胡适的一致，只是跟文本扣得比较紧，他对曹家历史兴趣不深，却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别，一边讨论一边生气，拍着桌子大喊： 后四十回绝对不是原著！嗓门儿大的险些把高鹗吓活了。
清代的小说家们地位不高，庙宇之上的人写小说是解闷儿杀时间，写完折子请完安，弄个闲情逸致玩玩也颇风雅；市井之中的人写小说是指桑骂槐泄私愤，能弄俩小钱儿打个小酒儿不用学孔乙己。曹雪芹就是这样，兼着感怀身世，顾影自怜，写了一辈子没写完，高鹗拿过来给磕磕碰碰续完，其实是学雷锋做好事，照顾瘾大的王爷贝勒，还不留名。一开始硬说是老曹原著他整理的，结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镜，一二三四五给列出了铁证如山。
不过俞平伯毕竟还是持冷静的文学分析立场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高鹗的续书，多少人把黛玉从棺材里拎出来摁着膀子跟宝玉拜了堂，高鹗笔下愣是不给续命灵丹，保证了《红楼梦》大悲剧的结尾，没有去媚俗，这点上就不容易。所以俞平伯也说“续书是失败的，但是光荣的失败”，只是这夸奖听起来蛮不是味儿。
俞平伯先生是搞学问的，而且性子有些执拗，所以下笔颇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红楼梦》给抖落一遍。他的《红楼梦辨》可以跟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放在一起看，一个笔走龙蛇，一个温文尔雅，姿态虽不一样，但道理倒是说得都透。
俞平伯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对《红楼梦》持冷静态度，他并不把《红楼梦》提高到一个高山仰止的境界，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来说，这样的冷静十分必要，后来的周汝昌对《红楼梦》就缺少这样的距离，如今周老每年都给曹雪芹过生日，自己家人生日都记不大住，你说他老人家这是闹的哪门子。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就很大张旗鼓地说，《红楼梦》是部优秀的作品，但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并不高。1923年说这话倒没什么，顶多出来一干人等在后头拍拍砖头，但1952年再版的时候，俞老还是只字不改，结果伟大领袖亲自出来拍砖头了。
《红楼梦辨》1952年再版的时候改名称叫做《红楼梦研究》，内容并没做多少改动。只是没想到1923年跟1952年是完全两码事，1923年有人说俞老您这说的不对、那儿说的不妥，俞老高兴了可以说，对对对您说的是！不高兴了可以抓起块石头来磨刀霍霍向了猪羊。偏偏1952年，伟大领袖毛 . 泽 东左顾右盼觉得都开国好几年了，思想界里放眼望去怎么还是胡适放的那些羊，要想搞统一思想，五四以来的胡派思想是只拦路虎，情急之中，机缘巧合，正张着大嘴惦记，蹦出俞平伯这只“黏豆包”。
很多人都说当年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直接掀起了后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但李希凡和蓝翎那时二十几岁的样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这样的浪头，他们只是被人拿起来做了冲锋枪，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后头是谁扣动扳机是不言而喻的了。
50年代初，文艺界在巨手的指引下，开始杂乱无章地批判俞平伯，不明就里的只知道批判俞平伯批判《红楼梦研究》。后来毛 . 泽 东亲自写了信函，大家才明白过来，噢，真正要批判的原来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才赶紧调整批斗方向，还好毛 . 主 席力挽狂澜得及时，俞先生身上被踏的脚才千八百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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