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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误解了红楼梦(10)

时间:2010/3/24 22:40:15 点击:4249



第三部分 拷红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5)

    五、 索隐派方〖屏蔽***〗并不科学,其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非科   
    学性质在《红楼梦》研究史上,索隐派的文章著述不少。历史上曾发生过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之间的一场争论,那场争论虽然充分暴露了索隐派研究方法的非科学性质,但是用索隐派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绝迹,有时候还显得相当突出、活跃。近几十年来,海内外的索隐派著述,实质上是旧红学索隐派的继续。   
    如何认识《红楼梦》研究史上的胡、蔡之争呢?如何认识和评价新旧红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前途呢?我曾经说:    
    《从胡适蔡元培的一场争论到索隐派的终归穷途》是对红学史上一场争论的评述。历史上这场争论至今在红学界并没有结束,从某些现象看来,旧红学索隐派在当年经过新红学考证派的批判之后,似乎又有“反攻”之势。而在我看来,以主观随意性为特征的索隐派红学,从科学研究的观点来衡量,其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就是站不住脚的;新红学考证派的著作,虽非没有缺点,但两相比较,总的说来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比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较为切实一些。至于历史上的索隐派,本身并非完全相同。蔡元培的方法不对,但他的《石头记》历史地看还保留着某种思想进步性。如今海外有的新的索隐派著作,别看有的是皇皇巨著,可是比起蔡元培来,不但未见高明,主观主义的随意猜测的毛病更为严重,所以我认为索隐派无论新旧,在《红楼梦》研究中只能是“终归穷途”。④   
    为什么在红学研究中索隐派著述不绝如缕,有时还显得相当热闹,然而我们却说索隐派红学在学术上终归穷途呢?这并不取决于批评者对它所持的批评态度,而是由索隐派研究方法本身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无法克服的非科学性质和非科学倾向所决定的。   
    索隐派红学家称自己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方法。除个别索隐派红学家曾公开提出《红楼梦》研究本来就不必采取什么科学的方法,如上面我们说到的李知其,他认为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其实都是“梦”,研究《红楼梦》不必遵守什么严格的科学规范、科学原则、科学方法,完全可以并且只有使用测字猜谜的方法,放任个人的主观猜测和想像才能发现《红楼梦》的隐意,他不在乎他人认为自己这种“详梦”方法是否合乎科学。此外各种各样的索隐家都热衷于为自己主观猜测的方法涂上一层科学的色彩,力求把自己索隐的方法说成是科学的方法,企图借此显示其方法的科学性。其实,科学的考证方法跟索隐派的猜谜方法其性质是不同的,我们必须把两者区别开来。   
    那么科学考证和主观索隐有什么不同,如何加以区别呢?我们可以从下列若干方面加以考察。首先,就提出论题而言,考证家的论题一般地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论题的提出以考证家对研究对象的初步观察和了解为基础,强调论题来自客观对象;索隐家的论题的提出往往是来自某种先入之见、某种既定的主观悬念,在索隐派红学著述里,许多论题即所谓“谜”,其实都是这些猜谜家自己制造出来的。其次,就论证过程而言,考证家的论证强调遵循逻辑、尊重客观实际。在论证过程中,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材料到结论;索隐家在这一点上恰好与考证家相反。他们在论证过程中,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结论到材料。索隐派的著述中,论证的过程和方法往往是支离破碎、东拉西凑。他们的论证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有时是把事实和材料裁剪、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观需要,有时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例如根据自己的需要,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或联系。再次,就结论验证而言,考证家在主客观条件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其考证的结论是比较切实可靠的,当然,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考证家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考证过程及其结论会有失误,但考证方法所得的结果无论是对是错,一般地说是可以验证的;而索隐家们对自己所得出的结论,总是评价甚高,往往自诩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红楼梦》的真正解人,其实他们的结论往往是主观猜想的产物,并非什么真知灼见,很难说是切实可靠的。同时,索隐派主观猜测所得的结论是否正确,往往是死无对证、无从检验的。最后,就研究价值而言,科学考证的目的和作用是通过认真踏实的研究,去探讨一些实际存在的科学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遵循科学规律,依靠已知的科学知识,从已知到未知,帮助人们解决疑难问题,获得新的见识;索隐家们索隐的具体目的和动机虽然有所不同,或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或为了证实某一政治成见、心理观念,或则借此自炫博学、善于解谜,甚或借此消磨时日,以驱遣文字自娱并以此娱人。看来索隐家们追求的是某种乐趣,是自己和同好者心理上的满足。但也正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主观猜测、随意附会的通病,往往就不能自圆其说,也难以从科学上取信于人,有的读者则不但难以从中获得有益的新知,脑子里反倒是被塞进许多想入非非的虚幻故事和无益的思想观念。   
    总起来说,科学的考证本身要求尊重客观实际和科学规律,考证家某些具体考证可能产生失误,但他们毕竟受到科学研究原则的约束;测字猜谜的索隐,尽管在某些人看来颇有一种乐趣,但是以主观随意性为其根本特征的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使索隐派红学著述存在着非科学的有时是明显的反科学的倾向,这是基本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红学索隐派的理论和实践,再次暴露红学索隐派方法自身无法克服的严重缺陷。《红楼梦》研究的历史经验启示人们,红学研究工作者,只有认识到索隐方法非科学的性质,吸取索隐派研究的历史教训,才有可能克服《红楼梦》研究中重复出现的非科学倾向,才有可能提高红学研究的科学素质和科学水平。   
    注解:    
    ① 胡适此文发表于1951年10月,潘重规《红学六十年》附有胡适此信影印件。拙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在选编潘重规、陈炳良有关索隐红学互相商榷的文章时,也编入了胡适此信。按,潘重规,字石禅,潘夏是他的笔名。   
    ② 拙文《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问题),在谈到《红楼梦谜》一书时,曾对该书的猜谜提出这样的批评。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收入拙著《论红楼梦及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③ 拙文《红学批评应当实事求是》(评《红楼梦谜》对胡适和非索隐派红学的批评),刊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④ 参见拙著《论红楼梦及其研究》的《自序》。《从胡适蔡元培的一场争论到索隐派的终归穷途》原载《红楼研究集刊》第四辑,收入《论红楼梦及其研究》。   
    (原载于《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郭豫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三部分 拷红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1)

    吴祚来   
    对《红楼梦》的迷信与追捧持续了近百年,综观红学百年史,几可以为是一部文化闹剧史,它与中国近百年动荡史相辉映,折射出一个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无奈、彷徨、无聊以及方向迷失的悲哀。   
    红学研究被异化是《红楼梦》一书流传、传播缺憾造成,而这种“缺憾”(书的作者、作者身世、书的续补、版本之谜)致使文化研究者趋之若鹜,无数的智慧情趣都为这“缺憾”而生发,“红学”成了探佚猎奇学。   
    文学的研究应探讨其文学文本与艺术规律,而自胡适始,红学研究却变成了在文学著作外探讨历史的‖真‖相‖!一直到今天央视热播刘心武热评《红楼梦》,都在承袭胡适这一研究之歧途!刘心武如果做书斋研究,无可厚非,三两同仁把酒话红楼倒也无妨,当他的所谓“秦学”被央视放大、被全国观众追捧时,它的社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这种闲情“学术”不仅挤占了严肃的、科学的学术空间,也误导了大众健康的文化关注。也正因为此,我在博客网上发表了一篇网文《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批评刘心武把红学变成包二奶一样病态的精神寄托方式。此文一发,海内外近百家网络、报刊纷纷关注、转载,新浪网为此开设了专题予以讨论。   
    一、  一个典故后面的隐喻   
    关于红学源起有一个典故:    
    “红学”的名称来源于清代道光年间的一则笑话: 松江士人朱昌鼎只喜欢看小说,对《红楼梦》特别着迷。有朋友问朱昌鼎: “你为什么不研究经学?”朱答: “我也研究经学,不过我研究的经学,比别人的少一画三折。”繁体的经字少一画三折就是红字(事见均耀《慈竹居零墨》)。另外,李放的《八旗画录注》里有这样的记载: “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按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由这些记载,也可看出清代研读《红楼梦》风气之盛。我们从典故看这个学问诞生的时代,正是经学与科举制衰落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人心理断乳期,文化人空虚苦闷的心理得有所补偿,用什么来弥补呢?经学已无补于世,而《红楼梦》却可有慰吾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文人精神〖屏蔽***〗的替代品。   
    []清末民国初年,也就是士人朱昌鼎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从变法维新到走向共和,一批血性中国男儿都在为民族存亡或思想或出生入死,红学在这时诞生出来,它说明了什么?说明有文人通过它避世消闲,通过它转移话题。   
    一百年前有了红学,现在又有人将它推进到秦学,请看刘心武先生洋洋自述:    
    不过这个书生不叫朱昌鼎了,这个书生叫刘心武,他在那儿看书,看着《红楼梦》,在那儿研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蒙,大家知道王蒙也是一个作家,同行,王蒙见了我就说,心武啊,你的研究我给你取个名,你那不就是研究秦学吗?——我的研究,最后形成独家思路的就是秦可卿研究,就是秦学研究。(《百家讲坛》)   
    从胡适到刘心武,走的是同一条胡同: 在小说中寻找历史,在梦境中寻找社会‖真‖相‖。与其说这是一门探佚学,不如说是一门释梦学或猎奇猎艳学。   
    二、 红学荒唐始自胡适   
    20世纪20年代,胡适与陈独秀遥相呼应,倡导文学革 . 命,要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要通过研究现实问题、引进海外新论及整理国故来实现,《红楼梦》、《水浒》、《西厢记》等一系列白话小说就是整理国故的重大成果。他们要通过鲜活的民间文化来取代陈腐的古典文化,要把这些小说推到崇高的文化地位上去: “我在中国文艺复兴初期,便不厌其详地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研究于推崇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版本,以便于校正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前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口述自传》)这是奠定现代小说学,更准确地说,是奠定“新红学”的核心话语!   
    1921年5月,是他的新红学新版本问世之月。而1921年7月,是中国‖共 . 产 . 党‖成立之月!以陈独秀为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崭新政党也划时代地诞生!两个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一个手执红旗,一个手捧红学,一个用呐喊用热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国,一个沉入学术迷宫不谈主义,只谈“问题”,离社会时代越走越远!红学的弃世、避世精神把有着革 . 命人文精神的一代文化领袖人物胡适先生拖下了水。


第三部分 拷红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2)

    三、 陈独秀道破《红楼梦》却无人喝彩   
    1921年4月,陈独秀在广州为《红楼梦》写“新叙”,陈独秀比较中西方小说,发现中国小说有一个致命问题: 就是写小说既写“人情”,又写“故事”,同时发展,看小说时你却隐约看出了“历史”,你把它当历史看时,你会发现它不过是一部小说!“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岂止是两败,三败俱伤!历史伤了人情,人情又伤了历史,研究者伤了小说,小说又伤了研究者,以至于研究者成了小说的伤害者,也成了读者的伤害者!《红楼梦》最终成了各色人等的智力玩具与各种意图的博弈场!   
    陈独秀一方面反对用高深思想来批评小说旨趣,又批评把《石头记》当史实考据: “至于考据《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做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把它当做善写人情的小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做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①   
    陈独秀已经批了胡适把小说当历史来考据,可胡适却仍执迷不悟!其实,胡适本人对《红楼梦》一书文学价值一直评价不高,甚至在晚年的一次讲演中把《红楼梦》说成是“狗屁”。既然不是文学至高精品,为何要穷究其背后的似是而非的所谓的问题呢?   
    不仅不要考据学,陈独秀甚至希望有文学高手把《红楼梦》中缠脚布尽皆斩除,使它成为清 . 纯的文学作品,可惜,胡适没有与同僚们按独秀先生意志去做,如果遵循独秀思路,也就没有了百年红学,我们后人欣赏到的可能是真正的“洁本”《红楼梦》!   
    陈独秀的这篇“新叙”短短千余字,可谓是独上高楼,望尽了红学天涯之路!他不愧为中国20世纪初思想领袖,可惜,真正的思想者总是发出不合时宜的孤独的声音,人们更多地愿意去捉文化迷藏,看文坛热闹。   
    四、 李希凡、蓝翎引出毛 . 泽 东关注《红楼梦》   
    1954年,刚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与蓝翎在《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使优秀的祖国文学真正为祖国人民所有,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财富”是文艺工作者光荣使命,所以要“正确地分析,评价《红楼梦》,使它从各种谬误中解放出来,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欣赏它,让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去学习它,也就成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李、蓝革 . 命性的学术意义在于: 他们把《红楼梦》这部文学著作引入到社会生活场中来讨论,他们深刻地看出,这部名著折射出一个封建时代的瓦解崩溃之征兆。这种宏大的学术视野俯视传统红学与《红楼梦》小说,惊世骇俗,非同凡响。   
    他们的遗憾也随之同生: 他们把曹雪芹自然而为之文,看成是“革 . 命者”有意而为之文,他们把《红楼梦》从文化场直接引入到政治角斗场,最终成为文化界思想斗争的学术工具!毛 . 泽 东亲自批阅“二位小人物”文章,使红学学术之争成为国家文化革 . 命之大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 . 泽 东批红学,既是反右之前兆,又是“文化大革 . 命”之前奏,通过红学之争,毛 . 泽 东洞悉了文化界隐存的问题以及文化群体的可操纵性。毛 . 泽 东的批语: “共青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三十六岁。”并在“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加上: “不过是小人物”。   
    这份研究于10月16日被提上〖中 . 共〗中央政治局议事日程,毛 . 泽 东为此致函中央高层及文化界高层人士: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 . 小 平、彭真等等。毛 . 泽 东这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提到: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红学”被毛 . 泽 东提到政治局议题上来,红楼政治学、红学阶级斗争学也就随之成立并一点点实施起来。中国文化界又失去了研究《红楼梦》主体文本的机会,阶级的批判代替了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批评,李、蓝也因此成为文化界风口浪尖上的“小人物”。红学第二次走上学术之歧途,无法回归学术本身。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又是一场红学热潮,红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一方面回顾几年红学之争,一方面还在版本、作者身世、祖籍,及一系列似真似伪的“出土文物”问题上大动干戈。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真正的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四大支②,除此之物,都不属红学。周汝昌先生所云红学,不过是在《红楼梦》文本外打转圈的“红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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