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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误解了红楼梦

时间:2010/3/24 22:40:15 点击:4275


序言代序:几回掩卷哭曹侯

    遥想当年曹雪芹“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霜,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z”。虽看今朝“红学”繁花似锦,令人眼花缭乱,以至识者有云: 红楼梦只立千古,曹雪芹普度众生。   
    “红学”本是“一个智力与情感、哲理与感悟、焦躁与安宁的交换交叉作用场。你有没有唱完没有唱起来的戏么?你有还需要操练和发挥的智力精力与情感么?你有需要卖弄或者奉献的才华与学识么?你有还没有哭完的眼泪么?请到《红楼梦》这方来!来多少个这里都容得下!”——这是王蒙的“红学”高论。   
    诚如王蒙所言: “《红楼梦》是一本最经得住读,经得住分析,经得住折腾的书。”遗憾的是近些年来,研究《红楼梦》的书——红学著作,经得住读、经得住分析的似乎少了一点,而将《红楼梦》作为折腾对象的文字似乎多了一点。   
    对《红楼梦》折腾得最狠的似乎是索隐派的先生们。索隐派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类似“雍正夺嫡”等的神话上的。而“雍正夺嫡”的神话,早被历史学家以历史常识为武器将它扑灭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的冯尔康《雍正传》第一章第四节: 康熙之死和胤禛的嗣位)本已无戏可演了,但他们迎合人们的“窥秘”心理,将那些匪夷所思的演绎,炒得玄乎其玄,以至沸沸扬扬。反倒以傲慢与偏见驰骋在“红学”领域,据说还创立了什么学、什么派。   
    众所周知,《红楼梦》固然是“一部百科全书,而且不仅是封建社会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感情经验、政治经验、艺术经验,无所不备”。但它毕竟是一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小说,而不是史书,更不是清康、雍、乾三朝实录之别裁,其间人物固然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却又毕竟是“水中月”、“镜中花”,难以对号入座。中国小说中勉强能对号入座的惟晚清若干谴责小说。而这些小说都有对史料消化不良之嫌,与《红楼梦》更不可同日而语。   
    《红楼梦》固然“留下了太多的玄想、奇想、遐想、谜语、神话,还有来不及好好梳理因此需要你的智慧的信息”,但它毕竟是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故事,而不是谜语大全。尽管其中也有若干“谜语”别有用意。以解谜、解梦、解密码的方式去研究小说,显然只能炫示“解x者”的智力,而与小说本旨不大相干。   
    就索隐而言,其本应以考据为前矛,有根有据才可索其隐。说起考据,我主张重温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的方法。在胡适那里,这十字真言是分三步走: 其一,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其二,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其三,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称之为“科学方法”。实行这科学方法,还有两个前提,一为科学精神,一为科学态度。胡适说: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实事,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识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胡适多次论及科学方法,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上述云云,当是最为明彻的。    
    而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考据,还是索隐,其归宿应当是有助于人们去把握文学作品的美学内核,从而担当起陶冶情操、塑造性格的审美使命。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水平,对于建设和谐的社会生活极为重要。已成为显学的“红学”本列在其间大有可为。诚如王蒙所云: 《红楼梦》“使你觉得世界上本来还是有一些让人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哭为之笑为之发痴的事情。它使你觉得,活一遭还是值得的。所以,死也是可以死得值得的。一百样消极的情绪也掩盖不下去人生的无穷滋味!”“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我并不反对考据,也不反对索隐,相反我还认为目下中国学术界的浮躁就是少了些证实精神与功力。只是眼下索隐派的先生们只有大胆的假设,没有小心的求证;他们的求证不是跟着证据走,而是跟着感觉走。于是,他们将本有一定生命力的治学手段——考证与索隐,蜕化为猜谜了。长篇累牍的文字,徒见猜谜这智力游玩的翻新。若只是自己在案前与电脑上玩玩,谁也不想去说三道四。但他们的成果一旦变成畅销的出版物,刺激、助长了人们窥秘、猎奇心理的畸形膨胀,而并不能将人们引上审美的坦途。面对这种文化现象,“文化评论”就当挺身而出,发出自己的声音,给读者多一种判断选择的可能。这也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胡适当年以“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的较量,以此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他所最敬爱的蔡元培先生。因他以坚实的考证结果,宣告他所最敬爱的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是“猜笨谜”;并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 “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这是一个年轻教授对他多有提携的北大校长的学术批判,这需要何等难得的学术良知。蔡元培先生非但没有嫉恨这年轻教授,而是更加器重他,他们间的友谊没因此而淡薄却因此而加深,这又是何等高尚的学术涵养。因而蔡胡之争是以一段难得的佳话载入学术史册的。   
    与蔡元培的“猜笨谜”相比,今天的索隐派多是建立在“猜巧谜”或巧猜谜。如果说,当年的蔡元培的索隐尚有一定的学术含量,至少他以“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观点来呼应辛亥革 . 命的反清浪潮,其立场与心志是值得同情与理解的;今天的索隐派之种种言论,其间有多少学术含量或可以理喻的心态,实在值得深思。   
    面对铺天盖地的新索隐派的文字,我时时吟诵《红楼梦》中惟一以作者身份写的“自题一绝”: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而每诵此诗,我的心头就隐隐作痛。透过这诗,我仿佛见到曹雪芹那充满泪花的老眼中对他未来读者的矛盾心理: 既有审美的期待,又有难言的无奈——谁解其中味?   
    作为后来者,我们能为曹雪芹的“天问”提供稍稍满意的答案吗?每念及此,我都情不自禁地“几回掩卷哭曹侯”。   
    于此,我只想重复二十多年前一位有识之士的呼唤:    
    红学,请多研究些形象吧。   
    钟扬2005.10.30.灯下于秦淮河畔


第一部分 评刘心武的“秦学”评刘心武的“秦学”(1)

    请告刘心武先生: 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   
    ——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   
    陈晓红   
    近日,作家刘心武关于《红楼梦》的讲座,引起不少红楼爱好者的关注,其关于红楼“揭秘”的书销量也十分可观。刘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所以被有些人称为“秦学”。但这也引起一些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议论,为此,本刊采访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创始人之一、副会长、红学专家蔡义江先生。   
       曾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先生近来也是频频被各方叨扰,因为在红学研究方面的成绩和声望,不少自称是红学爱好者的人很气愤地打电话给他,向他求教。他们认为作家刘心武所说的内容有很多问题,希望蔡先生出来谈谈看法。   
    一、 索隐回头路走不通   
    看到媒体对红学的诸多关注,蔡义江先生认为其主流是好的。他一再地说: “如果看不到近几年红学研究的成绩,单从几个讲座、几本书就认为问题很严重,是不太恰当的。当然商品经济大潮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不能小看,但从长远来讲,历史自有公论,以前也有不少的新说曾经喧闹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不能维持长久。   
    红学研究向来就有考证派和索隐派等的划分,现在似乎考证派又复活了,且与索隐派有合流的倾向,蔡先生认为刘心武的研究可称为新索隐派。他说: “之所以这样区别,是老索隐派所认定的影射对象还实有其人其事,而新索隐派连影射的对象也是虚妄的,比如说废太子胤礽有个私生女寄养在曹家等等。其实刘只是回头走了一条自红学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索隐派老路,而这条路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红楼梦》是藏有意外谜底的谜语,那么,它至多只能算作由奇思妙想制成的游戏,而非伟大的文学作品。”   
    大家都熟悉,《红楼梦》开卷即提出真与假的问题,如首回就用“甄士隐”、“贾雨村”二人名,是为谐音“真事隐去,假语存焉”。记者问道: “‘假’是谜面,‘真’是谜底,将作者‘隐’去的真事探‘索’一下,有何不对,为什么就‘走不通’呢?”   
    蔡先生认为这样思考问题是出于误解,“曹雪芹说的真与假,并非谜底与谜面,而是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曹雪芹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书中的‘真’,或者说是‘假’中的‘真’,就是隐藏在小说故事背后的作者来自真实生活的思想、感受。而作品中的‘假’,主要由政治、伦理道德和小说创作的本身规律所决定的。如作者当时是处在一个舆论相当严酷的时代,曹雪芹只能虚构一个大观园和元妃省亲的故事来寄托他忆昔抚今之感,让莺莺燕燕们扮演各种重要角色,为了避开政治关隘,声称‘毫不干涉时世’。再从伦理道德上说,小说总要臧否人物,有是非好恶,若用真事,任意褒贬亲人将家丑外扬,作者自己先就通不过。   
    “塑造小说人物尤其是长篇小说人物,与对着模特儿来做人物肖像画是不一样的。所以关于《红楼梦》中某一形象的原型是某人的说法,除非作者自己说过,多半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蔡先生用了一个生动的说法: “如果曹雪芹生活在今天,掌握现代的文学理论,他也许会说,小说的素材来源于真实的见闻和家事,但是故事情节是假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以及他们活动的环境是假的、是虚构的等等,但是他不可能用类似的语言来表达。刘的说法就有些从概念出发,而且将它绝对化了,他说‘贾蓉娶妻一定要门当户对、秦可卿是贾母第一得意之人,第一得意的只能是她的高贵血统’,这在书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他还引用秦可卿房中有武则天、赵飞燕、杨贵妃等用过的东西做摆设,说全是帝王家的东西,是象征秦氏出自帝王家。但他忘了,还有‘西施浣过的纱衾,红娘抱过的鸳枕’,西施浣纱时还是个村女,红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此来说明秦可卿的皇室身份就很不恰当。”   
    二、 林黛玉见到的对联有原型吗?   
    刘心武说秦可卿的原型是清康熙帝的废太子胤礽的私生女。为此他做了一些举证,其中重要的举证是说林黛玉初到荣国府所见荣禧堂上的对联:    
    座上珠玑昭日月, 堂前黼黻焕烟霞。    
    刘说得很自信: “这应该是很平常的一副对联。但我查到了一个史料,这个是以前没有人说出来的,我第一个提出来。……太子(胤礽)留下一副对联很有名气,在康熙朝一位大儒王士祯所留下的《居易录》这本书里就有记载,这副对子是这样的: ‘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请注意他的平仄,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这不是偶然的,这个对联的原型就是太子胤礽的这副对联。”


第一部分 评刘心武的“秦学”评刘心武的“秦学”(2)

    对唐宋诗词、《红楼梦》诗词均有几十年精深研究的蔡先生,其名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现称《鉴赏》)自20世纪70年代出版已经发行逾百万册,他仔细比较这两副对联,觉得一点儿也不像,单从对联就认为这和胤礽有什么关系,就更不可信,但他还是觉得“楼中饮兴”一联很眼熟,于是他便去翻书,很快便找到了出处,只不过那是中唐诗人刘禹锡的诗,全诗如下:     
    送蕲州李郎中赴任   
    梦关蕲水路非赊, 东望云山日夕佳。   
    薤叶照人呈夏簟, 松花满碗试新茶。   
    楼中饮兴因明月, 江上诗情为晚霞。   
    北地交亲长引领, 早将玄鬓到京华。   
    (《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九)    
    蔡先生说: “王渔洋将唐诗当成本朝诗,说得有鼻子有眼的,闹出了笑话。不知是他叙述不清呢,还是犯糊涂,瞎说一气。现在,我们退一步说,假设‘楼中饮兴’一联不出自刘梦得而真是胤礽所拟,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呢?也绝不可能。因为既是‘原型’,总得在诗意构思上有某些相似。可是,误归太子一联说的是江上楼头风景极佳,能助酒兴,添诗情;小说中的一联说的是来荣国府者,尽是达官贵人,其佩饰袍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辉。前者‘明月’、‘晚霞’是实景,后者‘日月’、‘烟霞’是虚喻;两联风马牛不相涉,怎么能是‘原型’呢?   
    “刘心武说请注意他的平仄,这话令人费解。是否‘原型’还跟平仄有什么关系?对联的‘平仄’不是平起,就是仄起,‘楼中饮兴’是‘平平仄仄’,是平起;‘座上珠玑’是‘仄仄平平’,是仄起,两者是不一样的,刚好相反。所有对联,非此即彼,即使一样了,又能证明什么呢?看来,这位小说家大概不懂得平仄,有一点可以证明,在他的讲演稿中,将李白诗句‘双悬日月照乾坤’错引作‘日月双悬照乾坤’,这本是细节,毋须挑剔,但恰恰可以说明小说家并不懂律句的平仄,否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口误或笔误的。”   
    刘心武还说: “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林黛玉在荣国府正堂所看见的对联,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这不是偶然的。”   
    针对此种说法,蔡先生不由讲起了诗词,他说: “律诗对仗,上句仄结,下句平结,更毋须注意,因为那是不可更改的定例,凡对联都如此。能与‘月’字对的,‘霞’是最常用字之一,例子多多。如初唐诗人王绩《赠学仙者》诗: ‘玉壶横日月,金阙断烟霞。’后四字全同;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应制》诗: ‘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后三字同;七言如晚唐陆龟蒙《家林亭》诗: ‘孤岛待寒凝片月,远山终日送馀霞。’与荣禧堂一联同为仄起;还有元诗人陈樵《山房》诗: ‘门外身无岁月,山中人语带烟霞。’不但也是仄起,且结尾相同的字有三个,即‘月’与‘烟霞’。如果都要附会起来,什么结论得不出来?”   
    至此,蔡先生强调说: “为什么我要反复证明两副对联之间的联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这是被‘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的立说者视之为‘史料’的证据,是其自诩为‘秦学’立论的重要支柱。其他还有种种所谓的证据和理由,更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话。”   
    三、 红楼依然是红楼   
    面对电视台、互联网的炒作热潮,蔡先生认为这并不奇怪,现在严谨的学术著作充其量卖到万八千册,远远比不上“奇谈怪论”的销量,他认为,这既是社会心态浮躁,研究方法不正确的表现,也是出版单位迎合读者口味的一种做法。   
    在今年3月刚刚出版的《蔡义江解读红楼》一书的前言中,蔡先生写道: 现在红学文章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令初学者无所适从。许多新著新说轻率立论,言多荒诞不经,闻所未闻,细加检查,则又凭空臆测,全然不见求真务实之心,倒能看出一些人惯于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甚或走火入魔、唤之不醒,几同疯语。凡此种种,或以为乃“双百”现象,实难令人苟同。   
    他还说: “现在观众和读者有那么多意见,也反映出电视台、出版社编辑水平有点问题,我们不能盲目相信名家,名家的说法不一定都靠得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红学研究太不了解。有的讲座把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一一对号入座,这是非常荒谬的。学术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红楼梦》不是谜,它无秘可揭,无谜可猜。不过,对目前的状况也不必忧虑,因为无论谁怎样讲,红楼依然还是红楼。”   
    蔡先生认为学术文章最恶“三不”作风,即不顾常识、不择手段和不负责任。他说,红楼文化本该是姹紫嫣红的百花园,现在反把它当作随便倾倒废物的垃圾场,真是悲哀!他说他深感无奈,只好以不要沾染这种风气来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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