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再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2）
８．秦氏死后“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先备了祭礼遣人来，次后坐了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这很古怪，据周汝昌先生指出，清代有严格的规定，太监是不许擅自出宫的，更何况如此大摇大摆地“坐了大轿，打伞鸣锣”，去给一个本应视为无足轻重的贾府的重孙媳妇上祭，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在犯死罪。怎么解释？脂批说“戴权”是“大权”之意，我以为“戴权”亦是“代全”的谐音，暗示他这样作是得到皇帝默许的，“代为矜全”的一种姿态。秦氏之死，与贾元春的得宠，几乎衔接着发生，而且秦氏死时托梦给凤姐，预告了此事，我怀疑这当中有重大的政治交易，即皇帝查明了贾府匿藏秦氏之事，秦氏不得不死，但因有元春的从中斡旋，因而准予“一死了之”，不仅纵容贾府大办丧事，也特准大明宫掌宫内相（即大太监）出面“代为矜全”。倘秦氏不过是营缮郎的一个抱养于育婴堂的弃婴，何能有此“殊荣”？ ９．贾珍到邢、王夫人面前求允凤姐协理宁国府，说：“婶子不看侄儿、侄儿媳妇的份儿上，只看死了的份儿上罢！”这话其实很不合乎传统，但倘若“死了的份儿上”不仅是一个侄孙媳，更非一个出自营缮郎之家的弃婴，而有着非同小可的背景与血统，那就又不足怪了，因而王夫人“今见贾珍苦苦的说到这步田地”，便终于应允了他。否则，秦可卿的“份儿上”，究竟何所指呢？仅仅指她“死了”这一事实吗？ １０．秦氏出殡时，“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理国公柳彪之孙现袭一等子柳芳，齐国公陈翼之孙世袭三品威镇将军陈瑞文，治国公马魁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修国公侯晓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孝康……”等公侯都亲与送殡，余者更有郡王、侯爵伯爵家的头面人物及许多王孙公子不可枚数地蜂拥而上，这难道都是礼仪上必须如此的吗？显然不是，第十四回明文写到，正当贾府为一个重孙媳妇办丧事时，便有“缮国公诰命亡故”，贾府只是王邢二夫人去“打祭送殡”而已，贾赦、贾政、贾珍、贾琏、宝玉……等绝对不去。而最可骇怪者，是秦氏不仅得到了东平王府、南安郡王、西宁郡王、北静郡王的路祭，北静郡王还亲自出马，并且一出再出，“上日也曾探丧上祭，如今又设路奠……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毕，便换了素服，坐大轿鸣锣顶伞而来”。难道那死去的秦氏是他的亲妹子、亲侄女儿吗？何以如此厚爱？如此隆重？他的“入朝”事毕后直奔葬仪，与那戴权的从皇宫“坐了大轿，打伞鸣锣”，径往贾府，前后呼应，相映成趣，都不能不令人猜想到那背后确有天大的隐情！ １１．北静王水溶在贾赦、贾珍等“一齐上来请回舆”时说：“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尘寰中之人也。小王虽上叨天恩，虚邀郡袭，岂可越仙而行？”难道仅止是“并不妄自尊大”，“不以官俗国体所缚”？倘秦氏真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营缮郎从育婴堂抱养的弃婴，仅止单纯是一个贾府的重孙媳妇，北静王有必要直待“滔滔然将殡过完”，才回舆归府吗？ １２．秦氏丧事办完不久，正值贾政生辰，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热闹非常。忽有门吏忙忙进来，报说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唬的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尽管那夏守忠“满面笑容”地宣旨，贾赦贾政入宫后，“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而贾母尤其“心神不定”，直到终于知道是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听了方心神安定”，贾母及贾赦、贾政等心中究竟有什么鬼？“夏老爷”自然是“吓老爷”即“吓人一跳的老爷”的谐音，“夏守忠”呢？我前面猜秦可卿之死，有皇帝赐死的可能，且以达成提升贾元春的交换条件，则“夏守忠”的“守忠”，当为“遵守诺言”的含意。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那丧因中固然有“淫”情，但更有惊心动魄的隐情，那一天天香楼上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瑞珠和宝珠的一死一隐究竟仅仅是因为“无意”中撞见了“爬灰”奸情，还是另有深层缘由？她们会不会与紧急报告某项秘密消息或突发情况有关？否则她们是万不可能未听召唤就擅上天香楼的。另据周汝昌先生指出，“天香云外飘”，天香楼的命名显然与“逗蜂轩”之类场所不同，“国色天香”，非形容平民家出身的女子可用，那应是养育藏匿皇族女子的地方，所以天香楼应绝非一处仅涉‖情‖色‖的空间，而也是一所隐蔽的政治舞台。我疑心那冯紫英介绍的张太医张友士，实际身份便是一名政治间谍，“友士”谐音“有事”或“有示”，即“有事而来”或“有所暗示”之意，他那些诊病的议论及所开的药方，都是暗语，应予破译（将另文探讨）；秦可卿所得的病，其实是政治病，因她的真实家族背景的政治活动，已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消息传来，弄得她心神不定，茶饭不思，眼神发眩，直至月经不调。张友士那“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的黑话，实际上是开出了一个政治上最后摊牌的时间表，因而写到“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否则仅凭那闭经的病情，似还远远论不到“大限”；第十六回写凤姐与远道而回的贾琏重聚，她炫耀自己协理宁国府一事时，说“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儿媳妇死了”，对于她来说，秦可卿之死并非“果然”而是“忽然”，可见秦氏那病，原非绝症，阖家上下对于她的死亡都并无思想准备，也正因为如此，在删却了“淫丧天香楼”的四五页之后，才越发地使那几回书的时间叙述上发生了无法合理解释的大混乱。 脂砚斋在这一回的批语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值得注意的是“其事虽未漏”一句，指的什么？可以有下列两种解释： （１）（原文中）秦可卿的真实出身虽然没有彻底泄漏，写她与贾珍的淫情未尝不可，但考虑到她那托梦给凤姐所讲的话实在让人悲切感服，所以让芹溪删去了“淫丧”的文字。 （２）秦可卿在托梦中所讲的那些话，虽然并没有自己泄露自己的真实出身（仿佛是别人委托她来讲那些话似的），但考虑到……还是让芹溪删去了“淫丧”的文字。 无论怎样解释，都有一个前提，即秦可卿的出身及病情及死亡里，都包含着有一个可能泄漏出的“天机”。庚辰本脂砚斋有条批语说“……可卿梦阿凤，盖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时，奈何奈何！”设若秦可卿确系一弃婴，则长大后嫁入贾家，死后如此风光，何来“生不逢时”的“奈何”之叹？ 该是仔细探讨有关秦可卿的“天机”的时候了！这实在关系着对《红楼梦》一书许多重要问题的再认识、再理解！
第一部分“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1）
汇辑我关于《红楼梦》研究成果的《秦可卿之死》一书于１９９４年５月由华艺出版社推出，第一版的五千册书刚开始发行，与我争鸣的文章便连续出现，上海陈诏先生一篇长文发在贵州省红学会的《红楼》杂志１９９４年第二期，同样的观点，亦见于他为上海市红学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之谜》一书（１９９４年１月第一版）所撰写的“答问”中；同时，山西《太原日报》“双塔”副刊又于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６号刊出了梁归智先生的《探佚的空间与限度》一文，该文副标题为“由刘心武、王湘浩的红学探佚研究想起”，读其文，则可知他的“想起”，主要还是由于读了我的一篇文章《甄士隐本姓秦？》（该文已收入《秦可卿之死》一书）；这些与我争鸣的文章，我是只恨其少，而绝不嫌其多。关于《红楼梦》，值得我们争论的问题实在太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 关于《红楼梦》中秦可卿这一形象，以及围绕着这一神秘形象所引发出的种种问题，是最具魅力的“红谜”，虽然陈诏先生把我的探究说成是“形成了他所谓的‘秦学’”，并称“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却也不得不承认，我提出《红楼梦》中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矛盾百出，破绽累累”，“这个问题无疑是提得合理的，富有启发性的”；梁归智先生也在讲述了他对我的观点的一系列质疑之后，这样说：“我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秦学’阵地的。那只怕已经成了刘心武同志的一种‘信仰’。”他们二位在提及“秦学”时都未免是“借辞含讽谏”，但我深信“红学”的这一分枝——“秦学”，到头来是能被肯定下来，并繁荣光大的。说我的观点只是“曾产生一定影响”，这个“曾”字恐怕下得匆忙了一点；说“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我的观点，以目前情况而言，可能如此，但一种学术观点，其赞同的多寡，并不能说明很多的问题；如果翻看我《秦可卿之死》一书由周汝昌先生所撰的序，当知即使在目前，也“吾道不孤”。 我确实非常珍惜陈诏、梁归智等同志的不同见解，“秦学”必得在坦率、尖锐的讨论中发展深化，我此刻心情正如商议结诗社的贾宝玉一般，要说：“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说出来大家平享！” 我且不忙针对梁、陈二先生对我的质疑、批驳，逐条进行申辩，我想先把我们之间的误会部分排除，这也是我希望所有关心这一讨论的人士弄清楚的。 我对秦可卿这一形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属于“探佚学”，也就是说，“秦学”不仅要“探佚”，也还要牵扯到“曹学”、“版本学”、“文本学”乃至于“创作心理学”等各个方面，它其实是“红学”诸分枝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但为讨论起来方便，我们且姑将其纳入“探佚”的“空间”。 在我来说，这个“秦学”的探佚空间，它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红楼梦》的“文本”（或称“本文”）。众所周知，现存的《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秦可卿在第十三回里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钗”里唯一一个在公认的曹雪芹亲撰文稿里“有始有终”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这一“钗”，在现存文本里面貌既鲜明又模糊，来历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窦丛生，性格既在行为中统一又与其出身严重不合，叙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亏得我们从脂砚斋批语里得知，形成这样的文本，是因为曹雪芹接受了脂砚斋的建议，出于非艺术的原因，删去了多达四五个双面的文字，隐去了秦可卿的真实死因，并可推断出，在未大段删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处，并很可能还有因之不得不“打补丁”的地方。因此，“秦学”的第一个探佚层次，便是探究：未删改的那个《红楼梦》文本，究竟是怎样的？在这一层的探究中，有一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曹雪芹对有关涉及秦可卿的文本的修改，是出于非艺术的原因，而非纯艺术的调整。那种认为秦可卿的形象之所以出现上述矛盾混乱，系因曹雪芹将其从《风月宝鉴》旧稿中演化到《石头记》时，缺乏艺术性调整而造成的说法，我是不赞成的。显然在一度已写讫的《石头记》文本中，秦可卿的形象是已然相当完整、统一的，现在的文本之矛盾混乱，除了是由于非艺术考虑（避“文字狱”）的删改，还在于第八回末尾所加上的那个关于她出身于“养生堂”的“增添”（即“补丁”）；这是症结所在。概言之，“秦学”探佚的第一个层次，便是探究“在原来的文本里，秦可卿的出身是否寒微？”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推断。 第二个层次，是曹雪芹的构思。从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中，我们不仅可以探究出有关秦可卿的一度存在过的文本，还可以探究出他对如何处理这一人物的曾经有过的构思，这构思可以从现存的文本（包括脂评）中推敲出来，却不一定曾经被他明确地写出来过。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探究曹雪芹曾经怎样地写过秦可卿，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他曾经怎样打算过；我关于甲戌本第七回回前诗的探究，便属于这一层次的探佚。我认为这首回前诗里“家住江南姓本秦”（脂批中还出现了“未嫁先名玉，来时姓本秦”的引句），起码显示出，曹雪芹的艺术构思里，一度有过的关于秦可卿真实出身的安排。我还从关于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升的对比性描写及全书的通盘考察中，发现曹雪芹的艺术构思中，是有让秦可卿与贾元春作为祸福的两翼，扯动着贾府盛衰荣枯，这样来安排情节发展的强烈欲望，但他后来写成的文本中，这一构思未充分地展示。我把他已明确写出的文字，叫作“显文本”，把他逗漏于已写成的文本中但未能充分展示的构思，称为“隐文本”，对这“显文本”的探佚与对这“隐文本”的探佚，是相联系而又不在同一层次上的探佚，因之，其“探佚的空间与限度”，自然也就不同。我希望今后与我争鸣者，首先要分清这两层“空间”。
第一部分“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2）
第三个层次，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构思。这就进入了创作心理的研究。我们都知道《红楼梦》绝非曹雪芹的自传与家史，书里的贾家当然不能与曹家划等号；但我们又都知道，这部书绝非脱离作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纯粹想象之作、寓言之作（当然那样的作品也可能获得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如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我们不难取得这样的共识：《红楼梦》并非是一部写贾家盛衰荣枯的纪实作品，但其中又实在融铸进太多的作者“实实经过”的曹家及其相关社会关系在康、雍、乾三朝中的沧桑巨变。因此，我们在进入“秦学”的第三个层次时，探究当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中，如何陷入了皇族间的权力争夺，并因此而终于弄得“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而加深理解曹雪芹关于秦可卿的构思和描写，以及他调整、删改、增添有关内容的创作心理的形成，便很有必要了。这个层次的研究，当然也就跨入了“曹学”的空间。比如说，我认为，曹雪芹最初写成的文本里，是把秦可卿定位于被贾府所藏匿的“类似坏了事的义忠老亲王”的后裔（注意我说的是“类似”而非必定为“义忠老亲王”一支），根据之一，便是曹家在雍正朝，为雍正的政敌“塞思黑”藏匿了一对逾制的金狮子，陈诏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藏匿金狮子尚且要惹大祸，何况人乎？因此，隐匿亲王之女“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以为他“绝对”二字下得太绝对化了，诚如他所说，清朝宗人府是要将宗室所有成员登记入册的，即使是革退了的宗室，也给以红带，附入黄册，但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在命查“撤带”革退宗室给带载入《玉牒》，以免湮灭的行文中，便有这样的说法：“再宗室觉罗之弃子，今虽记蓝档内，以宗人府定例甚严，惧而不报，亦未可定”，并举实例：“原任内大臣觉罗他达为上驷院大臣时，因子众多，将弃其妾所生之子，包衣佐领郑特闻之，乞与收养，他达遂与之……”可见规定是规定，即使是皇帝亲自定的，也保不其有因这样那样缘故，而暗中违仵的。我对秦可卿之真实身份乃一被贾府藏匿的宗室后裔的推断，是根据曹家在那个时代有可能作出此事的合理分析，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曹家在康熙朝所交好的诸王子中，偏偏没有后来的雍正皇帝，却又偏偏有雍正的几个大政敌，这几个政敌“坏了事”，自然牵连到曹家，曹家巴不得他们能胜了雍正，也很自然，就是后来感到“大势已去”，想竭力巴结雍正，也还暗中与那几个“坏了事”却也并未全然灰飞烟灭的人物及其党羽联络，从几面去政治投资，也很自然。希望随着有关曹家的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发现，《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与贾元春这两个重要人物的生活原型，能以显露出来，哪怕是云中龙爪、雾中凤尾。 第四个层次，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人文环境。《红楼梦》不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曹雪芹明文宣布他写此书“毫不干涉时世”，他也确实是努力地摆脱政治性的文思，把笔墨集中在“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的情愫上，而且在具体的文本把握上，他淡化了朝代特征、满汉之别、南北之分，使这部巨著的风格极其诗化而又并非“史诗”。但这部书的创作却又偏偏打上了极其鲜明与深刻的时代印记，在有显示出作家所处的人文环境是如何地制约着他的创作，而作家又如何了不起地超越了这一制约，在“文字狱”罪网密布的情况下，用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的文字，编织出了如此瑰丽的伟大巨著。秦可卿这一形象，正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在艰难险恶的人文环境中，为艺术而奉献出的超人智慧，与所受到的挫折，及给我们留下的巨大谜团，以及从中派生出“谜”来的魅力。我最近写成一篇《〈红楼梦〉中的皇帝》，指出，《红楼梦》中的皇帝，你是跟曹雪芹在世时，以及那以前的哪一个清朝皇帝，都划不上等号的，因为书中的这个皇帝，他上面是有一个太上皇的，清朝在乾隆以前，没有过这种局面，而等到乾隆当太上皇时，曹雪芹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却又可以从《红楼梦》里那个皇帝的隐然存在的描写中，发现那其实是曹雪芹将康、雍、乾三个皇帝的一种缩写，换言之，他是把对曹家的盛衰荣枯有着直接影响的三朝皇帝，通过书中一个皇帝对贾家的恩威宠弃，典型化了。探究康、雍、乾三朝皇帝与曹家的复杂关系，是弄通《红楼梦》中关于秦可卿之死的文本的关键之一，比如，为什么秦可卿“画梁春尽落香尘”之后，丧事竟能如此放肆地铺张，而且宫里的掌宫太监会“坐了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这当然都不是随便构思、下笔的，这笔墨后面，有政治投影，因此“秦学”的空间，也便必须延伸到关于康、雍、乾三朝权力斗争的研究上去，其探佚的空间，当然也就大大地展拓开来。 我感觉，陈诏先生与梁规智先生对我的“秦学”见解的批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把我在以上四个层次中的探索，混为一谈了，故而令我感到缠夹不清、一言难辩。现在我将“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一一道明，庶几可以排除若干误会，使与我争论的人们，能在清晰的前提下，发表出不同意见，而我与见解相近者，今后也可更方便地与之讨论。 至于“秦学”研究的意义，我已在若干文章中强调过，兹不再赘。 期待更多的批评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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