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嘉兴沦陷前夕，13岁的金庸随学校跋涉千里，〖屏蔽***〗到了丽水碧湖，在联高读—年级时，因在壁报发表《阿丽丝漫游记》—文，讽刺‖国 . 民 . 党‖派到学校的训育主任，因言罹祸，面临被开除失学的危险，在老校长张印通和同学余兆文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转入衢州中学。那时衢州中学为躲避日机的轰炸，早就从城里搬到了20里外的乡下石梁镇。金庸就读的高中部设在石梁乡静岩村，—个僻静的小山村。当年的衢州中学有一个令莘莘学子难忘的优秀的国文教师群，如作家王西彦、语言学家方光焘、诗人何植任等都曾在这里任教，其他国文教师陈康白、陈友琴、袁微子等也都有真才实学，他们经常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发表文章，同学中也文风很盛，自办了《驼铃》旬刊。酷爱写作的少年金庸仿佛如鱼得水，文思泉涌。
“一事能狂便少年”
1941年9月4日，金庸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第874期)头条发表“—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署名“查理”，这是老师给他起的笔名。文章从训育主任教训他的—位同学的一句话“你真是狂得可以!”说起，题目用的是他的同乡前辈王国维的诗。请看这篇短文：
“狂气”，我以为是一种达于极点的冲动，有时甚至于是“故意的盲目”，情情愿愿地撇开一切理智考虑底结果。固然，这可以大闯乱子，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像我们不能希望用60度的水来发动蒸汽机一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要以微温的情感、淡漠的意志来成就，那是一件太美好了的梦想。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因为事业的够得上称一声“伟大”，一定是“与众不同”，在开始时，在进行中，顽固者固然看了不顺眼，优柔寡断者也未尝会赞同。于是：劝告来了，嘲笑来了，责骂来了，干涉禁锢也来了。如果不带几分狂气，蔑视别人的意见，不顾社会的习俗，这件事准得半途撒手。假使帕理不是凭(字迹模糊)着一股狂气，或许到现在，“北极”还没有在地图上出现；爱迪生没有对工作的热狂，这许多造福人类的发明，恐怕也不会由他开始吧!
在现在，固然那些假作疏狂、装装才子风流的像晋代的纵酒傲世、披发箕踞的也未始不有，但那已经不值得一哂：就是如陶潜的洁身自好，阮籍的明哲保身的消极狂态，也遭遇到它们的没落了。我们不需要温德莎公爵、安东尼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狂，拿破仑、希特勒的征服全世界的狂，因为这种狂气发泄的后果，小则使世界动荡不安，大则将使全人类受到祸害。
我们要求许许多多的，像法国大革 . 命时代一般志士追求自由的狂；马志尼、加富尔的复兴民族的狂，以及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等对于真理，对于艺术，对于事业的热狂。
这篇《一事能狂便少年》，便是他的文字第—次公开见诸报端，算得上“处女作”。少年金庸出手不凡，“笔垒”编辑陈向平对这篇文章很欣赏，不久，他从金华到邻近的衢州出差，专门到石梁乡下来看望这位作者，他没有想到此文竟出自一位十六七岁的高二学生之手。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是投机，成了忘年交。
“人比黄花瘦”
三个多月后(1941年12月7日)，金庸又以“查理”的笔名在“笔垒”(第954期)版首发表《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文，提出了自己对“人比黄花瘦”这一名句的独特看法和联想。
这又是—篇精采的短文：
由于对弱者的蔑视超过怜悯，由于习惯了用严峻的眼光观察一切事物的内在，我对李清照那传诵一时的名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可以说是反常地，保持着一种十分不愉快的感觉。它总使我想到一幅很凄楚的图画：一个瘦小的女人弱不禁风地站在一丛菊花前。因而引起了许多近乎是无可奈何的联想。它使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清照在这句子中是故意显示自己的柔弱；而目的在引起别人的同情。她深深地沉浸在自我怜惜中……
因为在这里我不是来非难李清照，企图用什么她不应当承受的言词来侮蔑这位我们要给予同情的作家。在从前，女子处在被保护者的地位，求得别人的同情常常是一种有效的达到她目的的手段。我是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
人类的精神状态总是处在人性与兽性的冲突下，高贵伟大等等是人性胜利的结果。孟子性善的学说支配了中国几千年。但现代心理学家的意见，人类的本能却大部分是丑恶得使人不能正视的。求得别人同情与自我怜惜也是这种本能之一种。儿童希望得到慰藉，则显示自己的创痛，或甚至自己伤害以得到充分的悲怜，即使是‖成‖人‖，也不致减少一些这类的冲动，不过因了教育与经验，而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罢了。李清照这诗句是这种形式的技巧上的完成，而把自己的痛苦夸张到荒谬绝伦的程度是这类性质的绝顶。比如乞丐们故意毁坏身体以作为生存的手段，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人类的弱点。
对于这些病态的心理，我们要求制止。
李清照以“人比黄花瘦”为得意，而抗战的巨潮并不曾完全夺去这种思想。为了有些近乎肆意谩骂我不愿引用，否则，韩愈的一句批评似乎是颇适宜的：“摇尾乞怜”。
有些人常常以得到别人的同情而骄傲，但我却认为是一种羞耻。因为，无疑地，人家的同情只能(两字模糊)证明你是一个弱者、失败者。
我不是对“同情心”有什么否定的意见。相反地，对于真正不幸者的同情我以为是最高贵的一种感情。但故意的做作却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人类的弱点应该得到同情，但这同情不应该由这弱点的保有者故意地去求得。
坚强地忍受吧，我们不要怨叹与诉苦。如果你还能够思想，能够行动，你所说的不幸实在是对真正不幸的侮辱。
这是—篇有失偏颇的文字。但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实际上他是在批评“—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以及“自我怜惜的心理”。他的观点不—定都对，其中对弱者的蔑视显然不无少年人的偏激，但无疑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独立判断。
“千人中之一人”
1941年12月随着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打响，日寇加紧了进攻。1942年5月，日寇相继攻陷金华、衢州。衢州中学撤离石梁，迁往偏僻的山区，为减轻负担，校方决定让金庸他们提前毕业。
离校不久，金庸写了—篇6000字的长文《千人中之一人》，大谈他的友谊观，从9月3日到9月8日的“笔垒”分五期连载，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连载发表的文字。
……
“真正的友谊是一个灵魂存在于两个躯壳中，”亚里士多德说；虽然我厌恶他那种冷漠的感情，怀疑的镇静，过分崇尚理性而俯视人类的哲学态度，但因了这个定义，我就懂得为什么那个最奇伟最有魅力的思想系统，是由这个心灵独力汇集的了。因为我们寻找不到其他适宜的语句来叙述这种关系———这种你与你“千人中之一人”(假如你幸而已经找到)间的关系。
中国似乎是一个特别注重友谊的民族，朋友是列为五伦之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变成一句处世的信条(虽然其中带着一些功利的臭味)；必要时来一下大义灭亲或许还可以得到社会的赞许，但对于出卖朋友，没有一个人不是深恶痛绝的。要离杀妻子报知己，最多不过说他一句不近人情，如果杀自己以报妻呢，中国人不会相信有这种事情的，在许多类似的小说中，表现了对人类精神范畴的理想，使我们看到了情操中最完美的形式……
……在他面前你觉得更迫近永恒，你意识到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美好。在他面前你的生活会几乎是纯洁得近乎神圣，一种神明的精神充沛了你的思想。在他面前你因感谢他赞美他而令你卑视最伟大的王国，为了尊敬他———相互的尊敬是完美的友谊的必要条件———所以即使在最亲密的戏谑中也保留着一些宗教性的严肃，一些希腊式的宁静……
人生中假使没有友谊，我真不知道生活将变成如何地丑恶的一个东西。你想哪，一个没有花儿的春天，一朵没有色香的花儿。生活中失去了主要的精神享受，我们靠着什么的支撑来面对这苦难的人生呢?西塞罗以为这简直是如从宇宙中摘去了太阳。
有人认为，凡在浪漫恋爱最有力之热情流荡的地方，古意义之友谊（表现于同血统之兄弟形式)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现在一切最高尚的情操已趋于所爱的对象了。或许是由于我没有恋爱过，或许是我过分重视友谊，以致不能想像在友谊之外还有什么更高尚的伦理的与美的情操。纵使是经过了真诚的努力，纵使是对于权威学者的尊敬，也不能勉强我自己来接受这种意见。因为我总觉得友谊中没有如恋爱中那样道德上法律上的狭隘与限制的意义；友谊不像恋爱那样必得受性别、年龄等的影响，友谊不必如恋爱那样必须藉婚姻制度来固定那种易于消灭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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