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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小说人生

作者:孔庆东 陈 珺 吕少刚 时间:2010/3/27 14:19:23 点击:4054


  谁是读者最多的当代作家?

  这个问题问过许多人,也许答案各异;但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有许多人会把票投给通俗小说,投给金庸。

  三十一岁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三十五岁创办自己的报纸,一支笔写武侠,开创江湖,纵横天下,一支笔纵论时局,享誉香江,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为商可以富比陶朱,为政可以参国论要,金庸一生的传奇,可谓多姿多彩之至,文人数千年的梦想,似乎全部在金庸身上实现,而这样的金庸,也显得更加神秘而让人难以把握。有人称他为大侠宗师,有人却以为他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

  金庸,到底为何许人也?

  金庸1924年2月6日生于浙江海宁县袁花镇,生肖为鼠,星座是水瓶座。据说这样的人思维敏捷,具有清晰的洞察力与超群的想象力,而足不停步地追求理想,最适宜成为新闻记者、政治家与文人。这固然也不过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然而金庸其后的一生,似乎正印证了这样的说法。

  海宁本非繁荣大城,据金庸本人说,“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潮出名”。然而此地却当得人杰地灵四字,于景观上,东临江海,西南则依杭嘉湖平原,土地富庶,风光明媚,更拥有汹涌澎湃,雄伟磅礴的海宁潮,年年8月,大批游客聚集海宁,观赏江海相激而生的滚滚怒潮,金庸曾提过,他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而他所见之怒潮,又是怎生景象?这点我们可在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略窥端倪。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掩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以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而接下来乾隆皇帝的侍卫白振为乾隆取扇,勇斗怒潮的精彩段落,则穷尽作家想象描绘之力,更是雄奇神异之至。有人论金庸笔下最出色的景色描写,推海宁潮为第一,也要拜这少年经验所赐。

  而小小海宁一地,于人文上,也是名士辈出,学风鼎盛。晚清以来,局势动荡,旧学新知,传承交流,更是人才济济:文有王国维,理有李善兰。金庸的近亲蒋百里、徐志摩,皆是现代史上的名人。

  然而或许是由于江南土地富饶,风致秀丽,而海宁倚江依海,士气和煦,所孕育的俊杰,也多是多思多虑,深沉忧郁的性格。金庸曾说:“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

  这样的性格带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和文人的清高孤傲,带着他们的忧思冷寂,带着他们的沉静和平。后来金庸笔风转变,所写主人公以慷慨悲歌、豪杰英爽的北地壮士为主,然而江南的明丽秀雅,江南名士的淡静悲哀,却也时不时地在作品中出现。

  而诞生金庸的海宁查氏,也并非凡门,称得上是当地望族,代代书香。查氏先祖源出于芈(mǐ),乃楚人之后,史称“名宦均文苑,代代有清官”。至明清之时尤盛,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曾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金庸祖上最著名的文人,一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史学家查继佐。查继佐(1601—1676年),字伊璜。明亡后改名左尹,字非人,别号东山钓史。他是崇祯举人,明亡后回乡讲学著书,沈起《查东山年谱》说他有“全集一百二十册,约八千余页”,而惟《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钓业》数种传世。

  二是康熙、雍正年间的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诗人,因才受康熙帝赏识,曾入值内廷,有“烟波钓徒查翰林”之称。他的诗作宗法宋诗,“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厉处”,亦有不少反映战争和民众苦难之作,著有《敬业堂诗集》等,为清初名家。金庸《鹿鼎记》全用查慎行《敬业堂诗集》集句为回目,既体现了他相当高的诗文造诣,也示他对先祖的景仰向往之心。查慎行与其弟嗣庭等皆入翰林,当时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然而后来查嗣庭主考江西,出题“维民所止”,被雍正帝猜忌为影射他“雍正”去头,于是遂兴起一场文字大狱。查嗣庭父子死于狱中,查氏一族皆受牵连,查慎行其时已老,仍不得不率领全家进京投狱,归乡不久,也即逝世,可称封建时代文人的一起典型悲剧。

  到金庸本人这一代,查氏又添辉煌,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这对兄弟,文名可说是超过了祖辈。

  在对金庸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不可不提到他的祖父查文清。

  查文清是光绪丙戌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因政绩加同知衔,不久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

  《天津条约》签订后,大量西方传教士拥入中国,依恃本国势力,欺压中国百姓。光绪十七年,丹阳百姓忍无可忍之下,围攻焚毁了当地教堂。查文清受命捕拿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向外国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烧教堂的人民,便预先通知那两人逃走,而回报上司,则说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随之辞官,而为朝廷定为“革职”处分。

  辞官还乡后,亲手编纂了九百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书未成而去世。

  金庸说祖父对他影响有二: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

  后来金庸始终怀抱“外交官”的理想,主要动机是游历世界,观光各国,但于报国建功的事业心上,亦有希望以己力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之意,这不能不说与祖父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金庸父亲查枢卿是有名乡绅,心地纯厚,对人客气而随意,在金庸当时看来,“他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查枢卿受过西洋教育,对金庸相当宠爱,也很注重对他的教育。金庸曾在《圣诞节杂感》里提到这样一件轶事:

  “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我一本迪更斯的《圣诞述异》。这是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得翻来读几段。”

  《圣诞述异》,亦译为《圣诞颂歌》,是狄更斯的一部著名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冷漠无情、刻薄寡恩的守财奴在圣诞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圣诞精灵带他游历,看到别人的温暖相爱和他自己的冷漠孤独,而终于幡然悔悟,成为一个有爱心和友善的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充满了狄更斯式的温情和爱,而对金庸的影响也相当大。他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心怀温情,宽厚待人,这样的思想,此后影响到金庸的一生。在他年少的时候,他对家中的仆役和下人便抱持着同情与友爱之心。他从他们身上第一次看到人生的不平等,看到自己之外其他许多人的命运和悲剧。他家有一位老长工,名叫和生,在查良镛小时负责接送他上学。后来金庸听他说了他的故事。他年轻时被财主少爷陷害入狱,未婚妻被夺去作了继室,他出狱后复仇刺伤那财主少爷,复又入狱,受害几死而幸为任丹阳知县的查文清所救,而查文清辞官之后,便带他回了海宁。

  这一段悲剧便是金庸小说《连城诀》的原型。在他所写的武侠小说中,始终贯彻着这样对弱者的同情。后来金庸说,他认为的善良,主要还是两个字“侠气”,也就是扬善抑恶,为弱者打抱不平,这成为金庸的“侠”的基本理念。

  金庸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妹,金庸十三岁时她便早早去世。生母早逝令金庸很早养成独立自主的能力,但他对母亲的回忆与深情,仍时不时地在文字中流露。在《书剑恩仇录》中,写到陈家洛“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这样的句子,也寄寓着他自己的身世之感。

  家门世代书香,自然藏书甚多,而由于金庸的伯父、父亲、大哥都是大学毕业生,新书也不少。金庸从小与书为伍,一生好读不倦,古书、新书之外,他自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的是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游记及其所主编的《生活周报》。

  据金庸回忆,他读武侠的启蒙,乃是八九岁时偶然读到的旧派武侠小说家顾名道的代表作《荒江女侠》。这部书写方玉琴为父报仇,并与同门师兄岳剑秋相偕锄奸的故事。顾名道原为言情小说家,因此《荒江女侠》既写“侠”客锄奸,又写男女剑侠之间的“情”,为言情武侠小说开山之作。这样曲折的剧情描写,丰富的情感张力,对童年金庸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伸张正义、维护弱小,正贴合了他从小以来的梦想。此后,金庸到处搜寻古今中外的武侠作品,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和白羽的作品,都在他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抗战爆发,金庸平静的少年生活就此结束,不得不随所在中学辗转迁徙。岁月动荡,求学不可谓不艰苦,然而金庸凭借天赋与努力,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是出色,写得一手好文章。从小学到中学,他每年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

  初中三年级时,金庸做了他一生中第一件大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作《给投考初中者》,是金庸与另外两位同学,根据自身报考初中的经验,“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来教升初中的学生怎样考试答题获得高分。

  这大概是这一类型的书在中国的首例,因此大受欢迎,十分畅销,金庸与那两位同学,也获利匪浅,其时,他年仅十五岁。从这一件事中,已能发现他日后在办《明报》过程中,赖以大显身手的过人才华和敏锐的市场感受力。而武侠小说的成功,也不能说不与这“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读书。当时学校有一个任学生自由编写的壁报,金庸因在壁报上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以乱喷毒汁,大言吓人的眼镜蛇形象讽刺严厉苛刻的训导主任沈乃昌,遭学校开除,被迫转学。

  日后看去,这可说是金庸少年时一次挑战师长、反抗压力的不凡之行,甚至被赞誉为打抱不平、反抗强权的“侠客”行径。而这种“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的品格,于他后来独立办报事业,也堪称一个获得成功的关键。

  但在当时却使他遭受到一生中的一个大挫折。金庸回忆说:“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幸而有原校长张印通先生,虽然由于训导主任是‖国 . 民 . 党‖员,权力凌驾于校长之上,未能为金庸请得较轻处分,但他深惜金庸之才,便努力帮他转学。在张校长与旧同学好友余兆文的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金庸对张校长这段恩情始终难忘,数十年后犹对人提起;1994年张校长的纪念铜像在当地揭幕,金庸亲自为之书写碑额。

  中学毕业后,金庸没有忘记他童年的梦想,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这是‖国 . 民 . 党‖培养干部之地,而外交系出来的学生也多被派为外交官,本可实现金庸的理想。经历高中一场风波,金庸锋芒有所收敛,打算一心向学,尽力做到少闻政治多读书,第一年便获得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桩麻烦。

  当时校内‖国 . 民 . 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对此纵容包庇,不加理会。一日,金庸看到这些学生特务又在校园中殴打其他同学,终于忍无可忍,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并进而对校方也加以指责,“态度极其恶劣”。与壁报‖事‖件‖不同,这次金庸或许已从“只是少年时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变为有意识地反抗。不过结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金庸在政治学校的学习生涯,就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金庸以本名写了一篇名为《白象之恋》的小说,以新文学的形式写泰国华侨的生活,获得重庆市政 . 府征文比赛的二等奖,这或许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

  又一次行侠受挫之后,金庸只好借表兄,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聪的关系,到中央图书馆谋得一份闲职。图书馆工作薪水不高,却拥有大量的安静和闲暇时间,金庸因祸得福,在此尽情饱览古今中外名著,而对于那些具有紧张曲折的剧情,精彩的打斗场面和生动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的《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他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说,“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他将同情之心给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关注的目光,却更多地落在那些建功立业、行侠仗义的英雄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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