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语“是”集“本在”、“存在”、“在者”三义于一身：本在语义体现为“准则”“常道”，存在语义体现为系词的“断真”，在者语义体现为近指代词“这”“此”。汉语的存在观念是从时间观念发展出来的：“是”是由“时”分化而来的，甲骨文的“时”是后起的“是”的源头。
[关键词]是；时；时间；存在；此在；判断
近年来，英语系词to be和德语系词sein成为我国思想界的一个关注焦点。这是因为，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形而上学核心范畴的语言形式，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being[1]意义的探索史。
目前，我国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困惑是：怎样用汉语来对译这个概念？是译作“是”、还是“有”或“在”？这是因为西语to be具有多种形态，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意义分别是形而上学的三个最基本的概念：本在、在者、存在。[2]而我们之所以产生翻译的困惑，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汉语“是”还缺乏应有的深入研究。我国哲学界还不曾发问过：汉语系词“是”是如何产生的？它的词源如何？它与汉民族的原初形而上学存在观念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确定汉语系词本身的性质，而且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原初存在观念，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汉语“是”与“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恰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对“存在”的考察结果一样，汉民族最初对存在的领悟也是与时间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
如上所说，西语系词to be同时含有形而上学的三个核心范畴本在、存在、在者的意义。我们尚未清楚意识到的是，我们之所以可用“是”来对译to be，是因为汉语“是”本身具有与之大致相应的语义语〖屏蔽***〗能。现代汉语语法意义上的判断词“是”，在古代汉语中曾将中华民族形而上学的三个基本观念本在、存在、在者包容于一身。[3]但是，如果我们粗浅地打量一下汉民族“是”概念产生的历史，就会感到它似乎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文明有些不相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还没有“是”字，“是”大约是在周代初期才出现的。从哲学角度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民族自产生之日起，就必定有自己的存在观念，这个原初的存在观念必定成为这一民族文化的根源；反映这一存在观念的语言形式必定是一个最古老、最基本的词，它不会象一般词汇那样随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倐忽生灭，而会象古希腊语的einai[4]一样，虽然可以有不同形态，可以有变化发展，但永远是这个语言不可或离的基本词。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汉语中这般性质的“是”怎么会是一个后起词呢？
这里，我们有必要事先说明一下“汉字”跟“汉语”的区别和关联。汉字是非常独特的文字，由于它的表意性，我们可以通过字形来了解其字义。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是做的这种工作。这虽然很容易误导人，使我们把文字与语言混淆起来，而忘记了语言的形式不是文字，而是语音；但另一方面，汉字的形旁却又实实在在地向我们隐隐透露着汉语的原初秘密。如果我们一方面摈除文字符号的干扰，透过语音直接把握语言符号的实质，另一方面也顺着汉字形旁透露的信息进行探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秘密：
汉语“是”作为存在观念的语言形式，确实是汉民族最古老的观念；“是”作为一个词，也并非后起词，而是一个最原始的词，只不过它最早的文字符号为“时”，而不是“是”。“是”虽不见于甲骨文，“时”却是甲骨文就有的文字，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弄清“是”与“时”的原始关联。考察如下：
从字形上考察，“时”与“是”是相通的。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时”字：“时，四时也。从日，寺声。峕，古文‘时’，从之、日。”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说“时”字：“此[5]与许书古文合。汉《无极山碑》‘时’亦作‘峕’，尚存古文遗意。”同时，《说文》还说“是”字“从日、正”，即“时”和“是”均从“日”，表明这两个词的意义都与“日”有关系，因而与时间观念有关。
从音韵上考察，“时”与“是”也相通。根据词源学原则，如果两个字在语音、语义上都相通，那么它们就可能是同源词。“时”上古属禅母、之部，“是”上古属禅母、支部，这就是说它们声母“禅母”相同，韵母“之”“支”非常接近。这是古音学上公认的“一声之转”当中的“旁转”现象，表明它们可能是同源词。
从语义上考察，“时”与“是”也相通。我国最早的训诂书都直接指明了“时”与“是”之间的联系。《尔雅·释诂下》：“时，是也”；《释言》：“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诂》曰：‘时，是也。’此‘时’之本义，言‘时’则无有不‘是’者。”段注又说“是”字：“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於日也。”对“时”与“是”语义上的这种联系，自《说文》《尔雅》以来的辞书和历代语言学家从未对此提出异议。
通过以上考察，“是”与“时”的联系已初步显露出来。但这些毕竟还只是阐释学的考察。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提出文献学的确凿证据。
二
语言学界都非常清楚，“是”的意义系统历来极为复杂，这些意义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迷雾重重。虽然如此，但它的基本意义和用法还是很清楚的。这里，我们先从《诗经》中“是”的用法进行讨论，因为它是公认可靠的最早的文献之一，而且对它的研究相对也较成熟。《诗经》中的“是”还没有今天的系词用法，它的主要义项有：（1）形容词，正确，与“非”相对。如《魏风·园有桃》：“彼人是哉？子曰何其。”（2）近指代词，这、这个、这样、此。如《小雅·巷伯》：“凄兮斐兮，成是贝锦。”（3）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如《大雅·崧高》：“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根据向熹先生《诗经词典》[6]中的统计，“是”作“正确”讲的有2处，作代词“这”讲的有60处，作复指前置宾语代词讲的有32处。这个统计反映着整个上古“是”的主要特点：主要作指示代词，也作形容词“正确”，动词“认为……正确”等讲。
在早于《诗经》的最古老的文献《尚书》里，“时”的主要意义和用法正是如此。“时”在《尚书》中以每千字5.52的高频率出现，是居于前30位的常用词，这并非因为《尚书》处处涉及“四时”或时间，实际上“时”作为时间词讲的不足30%，剩下70%以上的“时”，（1）绝大部分作近指带词“此”或“这样”及与此有关的意义讲；[7]另外还有以下意义和用法：（2）动词“肯定”“认为……正确”；（3）形容词“正确”等。分别举例如下：[8]
1．指示代词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尧典》：“谁能咸熙庶绩顺是事者将登用之”）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舜典》：“惟当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舜典》：“布种是百谷以济之”）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大禹谟》：“是汝之功”）
帝曰：“皋陶，……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大禹谟》：“是汝之功，勉之”）
益赞于禹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大禹谟》：“是天之常道”）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皋陶谟》：“言帝尧亦以知人安民为难”）
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益稷》：“若所行不在於是”）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汤誓》：“是日何时丧”）
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洪范》：“敛是五福之道以为教用”）
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益稷》：“是汝理水之功”）
王曰：“呜呼！封，……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康诰》）
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酒诰》）
2．肯定、认为正确：
百僚师师，百工惟时。（《皋陶谟》：“百官皆是言政无非”）
工以纳言，时而颺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益稷》：“当是正其而颺道之”）
3．判断：
王曰：“呜呼！……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大诰》）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酒诰》：“是汝同於见杀之罪”）
以上事实表明，除了多了表示时间、季节的意义外，“时”与“是”的意义、用法毫无二致。虽然《尚书》中混有伪文，但上面的例子不是个别的现象，不可能恰好都是伪文，除非《尚书》全书是伪书。退一步说，就算《尚书》靠不住，我们再来看《诗经》中“时”情况。“时”在《诗经》里的主要用法如下：（1）“善”“正确”。如《大雅·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毛传》：“时，是也。”《集传》：“不时，犹言岂不是也。”《大雅·荡》：“非上帝不时，殷不用旧。”《传疏》：“时，善也，是也。“非上帝不时”就是“不是上帝不善待你”。（2）“此”“这”“这样”。如《周颂·賚》：“时周之命，於绎思。”《郑笺》：“此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大雅·思齐》：“神罔时怨，神罔时恫。”《正义》：“神无有是怨恚文王者，神无有是痛伤文王者。”这两个“是”都作“此”讲。据向熹《诗经词典》统计，“时”在《诗经》里作“善”“正确”讲的共7处，全见于《雅》；作“这”“这样”讲22处，其中《颂》15处，《雅》6处，《风》1处；而作时间讲的只有5处。[9]这就是说，“时”作时间讲的仍是少数，而与“是”的意义用法相同的仍占绝大多数。《诗经》《尚书》“时?庇梅ǖ囊恢滦运得鳎渡惺椤肥贝笆薄痹形酱市浴罢贰焙徒复省罢狻薄按恕钡挠梅ā＝裉臁疤焓钡乩彼捣ǖ摹笆薄保贡４孀判稳荽市缘摹罢贰闭飧鲆庖濉！疤焓薄焙汀暗乩苯峁瓜嗤袄笔歉鲂稳荽剩笆薄币彩歉鲂稳荽剩馕笆被贰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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